田开龙

　　在我刚到进初中年龄的时候，我们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了。

　　这一年，我的父亲田仲达以国民党第八军代理军长兼第三师师长的身份率一个整师起义，归顺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起义后家父受到解放军陈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的关怀照顾，在云南昆明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一九五二年转业回到古丈老家，我和几个弟弟都继续读中学和小学。

　　父亲回到家乡，从一九五四年起即被选为乡人大代表、县人大代表，而后是州人大代表，同时，一直担任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南省政协常委，并担任过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政协副主席，最为光荣的是一九八四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后，又在78岁高龄被选为州政协主席，由此可见党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家父后来耳朵背，听力不好，州里开重要会议，时任州委书记的杨正午和州长吴运昌常常喊他“老把式”，请他坐在书记、州长的中间，免得他听不到。凡是家父提出来的事，州领导都十分重视，给予及时答复和解决。家父有一栋小洋楼是私人房产，在青岛解放时被当做敌产没收，由国家代管，文革后父亲请求发还，后由中央统战部李贵副部长会同山东省委、湖南省委协商解决了此事，正式发还给我父亲。这件事难度较大，但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很快得到落实，显示了党的政策的光辉和力量。凡此种种，家父一直对党怀有很深的感激之情。

　　在家庭的这种氛围中，我也深深感受到党的关怀和信任。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成长丝毫离不开党的关怀和培养。

　　我于一九五二年随父回到湘西，当时由州政府教育局长吴光仕同志安排到保靖民中初三学习，得到恩师谢礼主任的关照，享受甲等助学金，五三年初中毕业后考入永顺师范学校，在党的政策关怀下，我在永师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班干部，五四年毛主席号召青年学生要“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我当时是第一批被评上的“三好学生”。

　　一九五六年我中师毕业，那一年中师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师范院校，我有幸考入长沙师范专科学校，第二年并入湖南师范学院。

　　湖南师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州民族中学任语文教师，在工作的磨砺下，我刻苦自学弥补自身学识上的不足，认真备课，认真教育学生。一九六三年，州民中在全州挑选了三个班的优秀小学毕业生，编为三个初中班，搭配了一套较稳定的教学班子，从班主任到任课教师都是拔尖选派，准备从初一带到高三，称作一个大循环，争取有较多的学生考入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为我州教学打个翻身仗，我有幸担任其中初五十六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但是好梦不长，六六年正当三个班学生以优异成绩初中毕业，即将直升高一时，十年动乱开始了。这届许多极有才华的青年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成为我终生的憾事，每当夜深人静，我都会长叹不已！

　　这一年我二十九岁，因为出身我成了“反革命”，被批斗，被抓到军管会关押了四个半月，我后来被“‘清洗’出阶级队伍”，当了农民。但我心中不乱，对党的政策的信赖不变，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坚信党的光辉一定会再次照到我头上的。

　　果然，一九七三年，我的问题被澄清，予以平反，并发出正式文件肃清影响，恢复了我的工作，调任吉首市第三中学语文教师，语文教研组长。在三中工作期间是我身体最好，精力最充沛，工作最愉快最卖力的时期，与学生建立了极其深厚的师生情谊。

　　我想，我和家父两代人都是沐浴着党的光辉才度过难关，生活过来的，我深深感谢党的恩情，所以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有使不完的力气，有巨大的工作热情。

　　改革开放以后，我州教育工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一九八O年我被调入州教学辅导站工作，后以辅导站为基础，成立了州教育学院，我努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了教学工作的需要，一九八三年学院派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了两年的“古代汉语”，这两年我主攻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语言学史等，进修了大量研究生的课程，名校名师的教学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为我以后的古代汉语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我省函授生古汉语统考，有几年都是我州学生人平分全省排第一。

　　一九八四年我担任了中文科主任，一九八七年评为副教授，一九八六年我被州政府任命为副院长，主管教学工作，一九八八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九O年任院长，一九九二年州委州政府任命我为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虽然党务行政工作很忙，但我仍未放弃教学工作，中文专业的古汉语课基本上是我一个人担任。能多为党工作，是我最大的心愿。

　　一九八六年我被选为州人代会代表，并担任了一届州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又当选了两届吉首市人代会代表，能够直接参政议政，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并且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这都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

　　几十年来，我长期背着一个家庭出身的包袱，父亲是旧军阀，虽然起义，但在人们眼中，仍是剥削阶级，所以我长期主动在填表时填“官僚”家庭出身。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九日，中共湘西州委组织部文件州组函（1988）60号《关于田开龙同志家庭出身问题的批复》中写道，“经研究同意，田开龙同志的家庭出身由‘官僚’更改为革命干部”。至此，我的家庭出身包袱也就放了下来。更能放开手脚，轻装上阵，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了。

　　我如今已73岁，虽然不能做什么具体事了，但是院党委仍对我十分信任，十分关怀，让我担任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为关工委的工作出谋划策。我有什么困难，院党委和院行政都是十分关心，立即帮助解决。

　　人非草木，孰能无知无情，我家两代人都受到党的高度关怀，家父由旧的官僚军阀转变为革命阵营的一员，我更是由剥削阶级子弟成长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人民教师。纵观我的一生，成长道路难免坎坷，但始终不断前进，蒸蒸日上；看着国家从一穷二白到今天繁荣昌盛，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我打心眼里感到党的伟大。

　　我这个人思想比较传统，五害六害的事绝对不做。但是我却有着最大的财富，就是我与学生之间的深厚情谊。数十年来我所教过的学生无数，大多与我保持着经常的、亲切的联系，几十年来每逢春节，都来拜年，从初三到初八，每天一个班，大家到我家中看望我，也是一次同学聚会，共叙友情。我的很多学生，现在房子比我大，车子比我小，票子比我多、能力比我强，我以此为荣、以此为乐。平时各班学生们有大的活动和聚会，都邀请我参加，这让我备感幸福。晚年盘底自己，八个字可以概括：“一生从教，两袖清风”；总感到自己此生不虚、此生不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