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祖智

　　一

　　1949年9月我有幸考上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干部教导大队，这里的学员有江西的、长沙的、常德的，还有桃源的，大家集中在常德学习了两个多月，学习内容主要是《社会发展史》和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1月份与大湘西的学员汇合，又继续学习了三个多月。这时正式打出“湘西军政干校”的旗帜，我们的校长就是四十七军第一任军长曹里怀。

　　1950年3月我们毕业了，军领导给我们作了《当前湘西剿匪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首长说，“你们马上就要到湘西各县基层去，参加各地的剿匪与建政，那里有解放军武工队配合，边剿匪边开展工作。听说你们喜欢过部队的集体生活，这很好嘛！待完成土改以后，再把你们调回来。”听了这句话，可把大家逗乐了，顿时一千多人的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们几十个人，先到沅陵专区辰溪报到，然后一路直达麻阳、凤凰。另一路沿着老湘川公路南下，分赴泸溪、乾城（吉首）、永绥（花垣）三个县。三月天气，不冷不热，我们到乾城的12位同学，七男五女，第一天从辰溪步行到泸溪县城对河，天黑了，人也走累了，找到一间长方形的空房子，打扫干净后，再铺上一层稻草，就挤在一起住下了，因我年纪小一点，懵懵懂懂，思想单纯，答应睡在男女中间。晚上听到有响动，我就大喊有老鼠（或土匪）！大家被惊醒，看到没有事，还哈哈大笑。第二天就赶到了乾城县，到县里又分开，我们两男一女，分到三区马颈坳。区公所就设在山坡上一栋两层的木房里，第一层住区武工队，第二层住区公所。那时候我们都有枪，既是工作队，也是战斗队，所以军政关系非常密切。

　　刚解放的马颈坳到处是土匪，遍地种鸦片，情景凄凉。因为人地生疏，又不懂苗话，加上土匪混在群众之中，工作十分艰难。我们白天翻山越岭下村寨，晚上开完群众会还得摸黑赶回区公所。有一次我们在从龙舞返回马颈坳的路上碰上土匪，两边高山，中间一条小路，怎么办？这时区武工队的解放军首当其冲，鸣枪一梭子，土匪发现对手不一般，他们近怕冲锋枪，远怕六0炮，乱放两枪就溜了。

　　为打开局面，我们与部队同志研究了剿匪对策：第一要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土匪的活动情况；第二是主动围剿土匪，狠狠打击其弱点；第三是政策攻心，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

　　这些对策很见效。振武营大山背后龙舞有个土匪骨干，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悔过自首，经常主动给我们通风报信，使土匪武装屡遭重创。土匪头子对他恨之入骨，扬言要活捉他，剥他的皮。有一天清晨他悄悄跑回家取换洗衣服，不料被土匪发现了，很快把他家团团围住。他急中生智，迅速脱下衣服给家人藏起，自己跳进猪栏连接厕所的粪坑内，仅露出一张嘴巴通气。天刚亮土匪进屋搜寻，怎么也找不到人，土匪很奇怪！骂天骂地地就撤走了。

　　短短几个月工作，我们周围就有了一批积极分子，骨干成立了农会，民族干部也成长起来了。这时，土匪如同过街的老鼠，有的被打死打伤，有的被抓起来，有的躲进山洞，有的向我自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这是我们当时工作的 “法宝”， 清匪、剿匪、灭匪，步步为营。随后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经过战斗的洗礼，我于1950年7月就被调到县委机关去了。

　　二

　　六十年代以前，我虽然长期在机关工作，除了在地委参加三年审干以外，也有五年下农村的经历，尤其是1960年国家最困难时期，我们州直文教战线14位同志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劳动锻炼，吃得少，干得多，营养不足，人人水肿病缠身。尽管如此，我们却收获很大，第一学会了农村笨重的各种农活；第二顶住了过苦日子公社公共食堂生活的艰难；第三在劳动实践中结交了很多肝胆相照的农民朋友。通过锻炼与考验，使我们政治觉悟、思想作风、工作能力都提高了。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谁也舍不得谁。那时生产队长赠给我的一根“高级”扁担，至今还保存使用着。

　　调到县委以前我已经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入团的时候，都说我年轻、单纯、有朝气，老八路区委书记还加了一点，聪明能干有发展前途。后来又在地委文教审干办公室负责，也许正是这些使我背上了“进步包袱”，滋长了“傲气”，直到六四年“四清”时才在生产队光荣入党。长期的考验，促使我更加勤奋向上。那时候我跟着一位审干领导小组的老上级，下到最落后最贫困的大队，住在最困难的农民家里，晚上也睡一张床，他们吃啥，我们吃啥，每天一碗包谷当饭，一点辣椒水当菜。我们遵守纪律，既不去赶集，也不回家，一心一意抓农业生产，与农民群众同舟共济，把农民的疾苦当做自己的疾苦，农民也把我们当做知心人。使我深受教育的是，当时州委书记、县委书记、州部办领导都下基层蹲点，他们也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我们的州委书记是位知识分子老八路，1937年10月参加革命，他下乡蹲点不带小车，不带秘书，只带一名警卫员，写材料、作报告、开电话会，全自己动手，讲起话来很亲切很生动，大家爱听。他要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威望很高。老领导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永远继承发扬。

　　三

　　1971年，领导决定派我们几位同志下去改造一个4500人口的山区后进公社，并要我兼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过完春节，原公社书记带我们走进这个公社时，沿途的干部和群众都找他要“统销粮”，他总是很压头地说，实在没有办法。后来，我就告诉他，“民以食为天”，群众真正困难还是要解决。可以先动员各大队互相调剂，如果还不行，再如实向县委反映。后来采取互通有无的办法，完全解决了问题。仅偏远的金章两个大队就借出了五万多斤粮食，帮助兄弟大队摆脱了困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借这个机会，广泛发动全公社干部群众，努力搞好农业生产，找田土要粮，这才是最可靠的、最有效的。我们在全公社挑选了20多名男女骨干，组成了业余文工团，大力宣传金章的互助精神，大力宣传各个方面的好人好事，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当时我们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深入群众，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敢于打破常规，抓关键问题，抓农时季节，抓积极因素，一年时间，周围公社受旱减产，而我们却增产粮食一百多万斤，不仅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还给国家多交了“征购”粮。两年后我又到这个县搞调查研究碰到原来的公社书记，他很热情地对我说：“伙计，那一年我们抓得好啊！现在公社几年都不缺粮食。”原公社书记是一位土改干部，过去经常搞运动被搞怕了，公社开三天会，第三天还有人报到，他也不批评。我们到这个公社以后，常常是有言在先，谁开会迟到谁就要讲清楚，因为你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从此都是按时到会。

　　我们三月初进村，四月份动员全公社投入抢插抢种，五月份总结打好农业翻身仗的初步经验，每走一步都会遇到不同意见。而正常发展的结果告诉我们，阻力不是越来越大，而是逐渐缩小。消除阻力就是统一认识的过程，只有发展才是解决提高认识的正确途径。比如我们四月份动员全公社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一起参加抢插抢种，力争五月上旬以前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部署这一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过后发现有一位公社副书记告状到县委，说游书记胆大包天，把“五一”雷打不动的“学习日”也打掉了，这是违背“上级”指示精神的。这说明认识事前并没有真正统一。当时县委派县委常委、县人武部张部长前来公社调查了解后，他表态完全支持公社党委的做法。张部长在会上说：公社为了夺取农业生产大丰收，抓紧季节抢插抢种，调换一下“学习日”时间，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恰恰说明公社党委一心一意为广大农民着想，千方百计为农业增产增收，帮助群众打好脱贫翻身仗，我们应该支持这一行动。张部长代表县委的讲话结束了这场风波。

　　“风波”对我的教育深刻，当基层领导一定要头脑清醒，严于律己，切记不可个人说了算，凡事都要做好过细的思想工作。

　　1973年秋天，领导又要我带领州县工作队去吉首县光明大队办点，当时我感到高兴，又感到压力大。当时点上的有利条件很多，大家认为，只要在大好形势下克服自满情绪，在跨过粮食亩产八百斤的基础上再跨千斤是没有问题的。

　　当年开春，光明大队稻田秧苗长得十分可爱，全州十个县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天天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声。也有明白人向我提出过问题，认为光明大队农业生产搞得好，但实行责任制带有“三自一包”的性质？我作为办点的负责人没有明确回答这一疑问。的确我们当时是搞了从大队到生产队的责任制度，并规定了奖罚的办法，但又最怕涉及“三自一包”。尽管别人提得有道理，也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何况当时从上到下批判“三自一包”很厉害，那时有一句口头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反正我们坚守了一条原则，大队要年年增产，要年年给国家多作贡献。1974年光明大队就给国家多卖了十多万斤粮食。

　　四

　　八十年代，我从基层调进吉首大学，同样在德育教研室、马列教研室、艺术系、直属机关、学报校报连续十届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我既严格要求自己，又与师生和谐相处，从不摆领导架子，从不放弃原则，从不自私自利，提倡领导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八二级政治班。我当时担任马列教研室党支部书记，与这个班同学天天在一起，加上班主任很负责，他们真不错，素质好，进步快，年龄大部分二十没有出头，是学校的模范先进班级。他们一是学风好，勤奋好学，喜欢想问题提问题，做到了虚心求教，不耻下问；二是班风好，有健全的学习和生活制度，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有民主管理的好办法，大家自订的，能够自觉执行；三是全班52位同学，三分之一的共青团员，起着模范带头作用；四是有一个民主推选和领导确认相结合的班委会。有一次要听学校领导的重要报告，而刚升格为全国综合性的吉首大学，由于基本建设跟不上，原来小礼堂只能容纳六百人，而听报告的同学大大超出，怎么办？八二级政治班主动提出，他们自带宿舍的小四方凳子，就坐在主席台的两侧和走廊上。校领导欣然同意，大家立即行动，整队进场，一上一下，整整齐齐，听报告时鸦雀无声，边听边记，全是部队的军事化作风。其他班师生看到后，十分赞赏，人人为之动容。

　　学校曾经用“简报”的形式，通报表扬过他们“抓住典型开好民主生活会”的经验。他们认为，生活中充满了矛盾，但矛盾有是非之分，大小之分，只有用民主辩证的办法，才可以搞清楚，把问题摆出来，对的坚持，错的改正，这样大家也提高了。有人说，这一次实事求是的民主生活会，等于上了一堂生动的教书育人课。如果个人说了算或把问题强加于人，那就适得其反，严重的往往造成冤假错案。所以说八二级开好民主生活会的意义非常重大，何况是对待正在成长的青年大学生。他们的那一次民主生活会，校党委书记也跑去参加了。

　　三十年过去了，说这个班同学是很有出息的，这一点也不夸大，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全班同学毕业的时候，虽然只有专科的基础，但是各地争着要，除了本校留下6名当教师，还有几位被省直机关及省、怀化、自治州政法战线录用了，其他大部分都在各地第一中学担任骨干教师，没有一个待业的。原来的班长现在是学校外语学院的党总支书记，原来团支部书记现在是大学博导。还有几位在浙江、武汉、江西等省市大学当博导。可以说，八二级政治班人才辈出。从他们的经历证明，一个人的进步，不是自己吹起来的，也不是别人捧上去的，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有出息的决定因素。要说基层是锻炼人的广阔天地，那么大学就是培养人的高等学府。当我看到一批又一批青年师生成才，走上领导、专家、教授、学者的岗位，我有说不尽的高兴。

　　我是建国前党培养起来的干部，始终继承着党的光荣传统，一是勤奋做人为人，二是不同别人攀比，三是没有奢求奢望。八十年初学校党委主要领导从“交通车”上把我喊下来，找我谈了三次话，关心我，爱护我，鼓励我，我十分感激，能够正确对待。八十年代末党委又任命我为宣传部副部长。当时两位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找我谈话（没有正书记），要我到宣传部去上班，我回答说，如果按照组织原则我应服从，若是征求我个人意见，我还是在基层工作好，即使分管基层有关部门也行。我讲了两点理由：一点是我熟悉基层业务，了解基层情况，与青年师生打交道有长处和乐处；二点是岁月不待人，能进则进，能退则退，相信宣传部年轻领导会比我干得更好。他们同意我的看法。我超期服役一年多，直到1996年上半年才离休。现在，曾与我一起工作过的那些年轻人都成长为校级领导和教授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实干兴邦。

　　我想，要是把中国基层都建设好了，特别是农村，圆中国梦就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