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业忠
扛把木椅子,走上楼顶,在暖暖秋阳下,慢慢阅读一本书———《头颅中国》。我不知道,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生存的境界,还是一种窘迫的逃避?
好在,此书真实地给我带来了阅读的快感和审美的惬意。
42万字,对一个刚大学毕业3年的年轻小伙子,绝对算得上是一本皇皇巨著了。
各位看官都有“材料式阅读”带来的痛苦,且将继续痛苦下去,所以对全是正确废话的东西,大家都持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抗拒心理。
然而,《头颅中国》书中的所表达的观点和表述的语言,却让你不得不时常扼腕称叹。这正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好文不怕长,好书不怕厚。
《头颅中国》的作者黄挺,是一位年仅25岁的湘西青年。其实,早在2012年,《头颅中国》初稿就声名鹊起,在首届天涯原创作品大赛中,荣获历史版冠军,是大赛中唯一获奖的非虚构类作品。
《头颅中国》,是一本有思想厚度的著作。
《头颅中国》的厚度,不在于它拥有355页码,而在于它的思想———连篇累牍、字字珠玑式的新观点,让人目不暇接。
在第一话的第4节———“国字的脸”中,黄挺对中国的文字、书法、艺术、哲学和宗教有了这样的宏论:
“谁又曾料想到秦灭六国,始皇帝欲保帝国千秋万代,必然要行‘书同文’之改革,规范写法,令‘文化人’识得认得。后来的‘文化人’真不满足于识得认得,渐渐自觉出汉字的奥妙,笔画往来,对字的崇拜油然而生,便发掘汉字天然的装饰性。象形本就是对世界的收摄提炼,书画同源并非胡言,书即画,画即书。通过造字原理的回溯玩味,以及书法艺术的开辟经营,中国人本体论上的求索与主体性的感悟早就散落在艺术中,书法既是‘起点艺术’,也是‘终极哲学’。故西哲不触摸汉字,便不可能把握中国艺术;不进入中国艺术,便不可能了解中国人之心智、生活、哲学与宗教。艺术不在宗教的领导下,艺术天生是宗教!”
读懂这段文字,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在年轻的生命历程中,却悟得如此之深刻。
《头颅中国》是一本史论类的哲学著作。作者从历史出发,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对中国先秦史进行了纵横捭阖式的论述。但《头颅中国》的作者黄挺,却不拘泥于先秦,用了宏大开阔的视野,将历史及现今之中国和世界,全数揽入自己的论述范畴。
第四话中的第6节———“天上天下”中,黄挺这样论道:
“古埃及第十王朝的文献《对美利卡拉王的教训》有言:‘人民是神的牲畜’。而司马子鱼说:民,神之主也。’朱熹讲:‘人者,位乎天地之间,立乎万物之上。’凡接受‘人贵于物’之思想者,便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之‘天下’,人的地位实在太高了。中国习惯将‘Natural right’译为‘天赋人权’,其实这权利并不是谁给予的,而且这权利本不只限于人权。但这不是谬误,而是转化,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天地之性人为贵,而且所有人间的得失,都应有天的参与,《天演论》之译名亦是如此。人道之上尚有天道,天人合一又避免了人群主体性的过分张扬,真是妙不可言。”
作者思想的厚度,在其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与论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中国先秦史———秦朝以前的历史,历经春秋战国等纷繁复杂的时代,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为止。其在中国史学界,历来就被当成一个“难点”。 20出头,大学刚毕业的黄挺,就将这一“难点”作为其第一部著作的书写对象,足见他的胆识与底气。
在严谨的学术界,史学著作最怕的是啰唆,哲学著作最怕的是晦涩。《头颅中国》都得以较好地规避过去了,全书的语言有着相当的内在张力,自然也就有了相当的可读性了。
第九话中的第4节———“两种时间”中,黄挺是这样进行描写的:
“劳作虽然风风火火,但农人囿于身份,也只是俯仰田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还是缓缓铺开,平静无澜。即便是要从饥寒交迫中寻求改善,仍是慢工细活。墨子的经济学说中有对传统的依恋,如‘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此‘时’乃物候时令,是农业时间,围绕着它过活,便是‘固本’。我名之曰‘西周时间’。农夫们有时会有怨言,有时也会有赞歌,情绪不复杂,可供贵族文艺家轻松捕捉,而南方广阔的楚越之地,经济也一直没有起色,所谓‘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就这样度过了几百春秋。”
传统的学术文章,大多采用的是叙述性语言,而此书中却大量采用了描写性语言,使史学论著的可读性让人心悦诚服。
脱离现世,去以史说史,是无人喝彩的,也是优秀史家之大忌。史学,从来就有其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
《头颅中国》将历史与现世的结合,是恰到好处的。
第九话中的第3节———“工商城市”中,黄挺的表述是这样的:
“每个中国人都有乡愁,那是他们对乡土与乡亲的记忆体验,而这些乡里集合在一起,就是大半个社会。只要有社会,就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城市广场是西方文明的心灵之窗,而周人的乡间也自有公共空间。庠、序、校便是村社的公共建筑,奇特的是,这些先民的公共场所兼有学校、议事厅、礼堂与俱乐部的性质。关于议事,一般是年纪越长越有话语权,孔子是极其尊重乡俗与民情的,同时他也极其慎重地加入对乡里秩序的体验之中,据他观察,‘乡原,德之贼也。’舆论并不可畏,然群情盲动与道德绑架却是值得警惕的。”
“舆论并不可畏,然群情盲动与道德绑架却是值得警惕的。”这对当下利益纠裹十分复杂的中国社会,是有警示作用的。
黄挺在《头颅中国》的《自序》中写道:“我也尽力将史料编排做得详略得当,并致力推翻陈见,阐明义理。”在学界,众所周知,推翻陈见不易,而阐明义理更难。所谓“陈见”,其实是诸多好手、大家,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堆积起来的灼见,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可更改的学术定势,要推翻“陈见”,何其不易也;推翻“陈见”之后,阐明义理便是构建自己的学术领地,除了要熟读史籍和诵读的广博外,见解的卓异更为重要。
这便是著作者能力与胆识的最好表现。做学问就要敢于挑战权威,不能囿于前人的牙慧,否则我们的学术怎么向前发展?
黄永玉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别太相信权威,权威也是用裤子来遮羞的。”
放眼历史,我们就知道,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先生,1917年秋季,还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时,就做过一件挑战权威的事。
当年,章太炎先生的门生朱蓬仙,学问其实是极好的,但其在北大任教的《文心雕龙》讲习,并非他的研究强项,因而在学生面前弄出了一些纰漏,国学底子好的同学们感到不可原谅。于是,一位同学出面,把朱教授的讲义稿借来,交给傅斯年“审核”。傅斯年用一夜的时间,从中找出30多条错误,由全班同学签名上书蔡元培校长。此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文心雕龙》讲习这门课了。
湘西,从来就是生长挑战权威的狠角色的地方。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个名叫凌宇的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湘西汉子,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研究生考试,并顺利地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始人之一王瑶先生和严家炎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界,就有“北王南钱”之说,“北王”即为王瑶先生,“南钱”则为华东师范大学钱谷融先生。早在1964年,凌宇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读本科时,就成了钱谷融先生的弟子。
凌宇按照王瑶先生的要求,系统地研读“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当时,沈从文的著作只有1957年版的《沈从文小说集》。凌宇读完这本集子后,他敏锐地感知到,沈从文是“五四”以来为数不多的伟大作家之一。于是,凌宇萌生了要读完沈从文所有作品的念头并付诸行动,也就开始了“重新发掘”历史尘埃掩盖着的沈从文的巨大文学价值。
通过作品的研读,凌宇认为沈从文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而其恩师王瑶先生则认为,沈从文不过是“一个有特点的作家,是一个名家,而不是大家”。
师徒二人的学术观点严重对立。
凌宇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小说的审美特征和演变轨迹》中,关于沈从文作品审美特征的篇幅很多。由于凌宇的硕士论文,不是王瑶先生指导的,直到答辩的前一天,凌宇的硕士论文才送到王瑶先生的手中。王瑶先生看后,认为问题很多,要凌宇推迟答辩。
第二天早晨,凌宇来到答辩现场后,才知道王瑶先生的意见。此时,“湘西性格”中的倔劲,冲上了凌宇的脑门,他坚决要求参加现场答辩。答辩甫一开始,王瑶先生就列举了论文的一大堆问题。凌宇则把几年来对沈从文作品系统研究后的独特见解,条分缕析地和盘托出。
师徒二人,争论得面红耳赤,现场的师生们都呆住了,谁也不好去劝和。最终,徒弟“战胜”了师父,王瑶先生不仅认可了凌宇的论文,还使凌宇的论文获得了导师们的全票通过。
在学术界和传媒界,这就是屡次被提起的体现北大传统精神的“北大旧事”。
这是自信的湘西人,在北京大学这一学术高地的精彩亮相。
凌宇后来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担任院长和博士生导师,著有《从边城走向世界》、《沈从文传》、《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等学术专著,成为“沈学”界公认的学术旗手。
权威其实是可以挑战、也需要挑战的,不然的话,学术就会停滞不前了。在这里,鄙人并不是简单地将黄挺与傅斯年先生和凌宇教授相提并论。如果这样,就是对黄挺不负责任的“捧杀”。 鄙人的意思是,从《头颅中国》一书看,黄挺有做大学问的潜质,只要不骄不躁,潜心研究,假以时日,定会有更大的学术斩获。
坦白地讲,此书是我第一次自告奋勇地想写一个书评,只想为后学小辈做些肯定与鼓励的事,却一时无处下笔;稍后,写了第一稿至1507字时,自己当读者,回头一看,差矣,只得重起炉灶。可放了颇长时间,自己竟不敢触碰、无法触碰。惭愧,惭愧!
通常情况下,一本书总会有她的紧要之处,而评者只需要抓住这些关键的章节,认真阅读,且稍加体悟,一篇书评便可自胸中流出了。
书好,书评更要好,方能取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与效果。鄙人反复阅读之余,只有感慨的份了,自己的学养是在作者之下的。
《头颅中国》是一个历史大题材的著作,而非湘西元素的作品,但却体现了湘西人的能力与自信。去年轰动中国文坛,并让中央高层领导高度关注的长篇散文《娘》,也是一个人类亘古不变的共同大题材,亦非湘西仅有的文学元素,却由湘西作家彭学明写得如此妙不可言,充分展现的也是湘西人的能力与自信。
自沈从文以降,湘西的文化人,把湘西人的这份能力与自信,展示得可谓淋漓尽致,让“湘西”不再单纯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变成了巨大的一个文化符号了。
把湘西的文化自信,转化为湘西人的经济自信,湘西的同步小康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