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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万东灵机一动，马上和村里协商，村里以集体所有的仓库和办公楼折资10万元，作为“红色股份”入股合作社。合作社每年按照股份比例分配“红利”给村集体。

　　合作社吸纳“红色股份”后，立竿见影，收到多方实效。一方面，合作社有了办公室，解决了其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因为“红色股份”能为村集体带来“红利”，合作社和村支两委以及村民的关系更为融洽。

　　随后几天，记者先后到吉首市丹青镇吉于村、马颈坳镇隘口村等地实地采访了“红色股份”。采访得知，对于不担任村组职务的老百姓，能真正理解“红色股份”概念和要义的，为数不多。在村级基层组织中，善于利用“红色股份”来发展和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村主干为数也不多。政府对每个村安排有10万或20万元的“红色股份”资金，由于各村自然条件不同，有的村不敢用，也不会用，有的村则又嫌少。

　　在隘口村采访时，记者了解到，隘口村2011年将40万元“红色股份”注入该村茶叶专业合作社。一年后，获得4万元红利。

　　这4万元红利现已投入到该村人饮工程、吊桥维修、困难党员和群众救济等方面，切切实实解决了不少问题，受到老百姓欢迎。另外，村集体有了红利后，改善了工作经费匮乏的局面，能有资金为百姓办点事，增加了基层组织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密切了干群关系。

　　可以说，“红色股份”让合作社、村民、基层组织三方受益，可谓“一石三鸟”。

　　不过，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直指资金监管。

　　由于村合作社的业务可以跨区域发展，入社的人员不一定只限于本村群众，村支两委只是为本行政区域内的群众服务，而“红色股份”则是在特定范围内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资金支持。鉴于这一体制牵涉到复杂的职责利益关系，如果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管机制，就容易成为滋生村干部腐败的温床。

　　在中百村，一组村民陈千珍就表达了对“红色股份”资金监管的担忧。

　　“‘红色股份’获得的红利多少，以及红利的用途，应该在村里公开，让老百姓明白钱有多少，钱去哪了。”陈千珍说。

　　记者就“红色股份”监管这一问题专门采访了隘口村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向天顺。

　　向天顺告诉记者，目前，合作社“红色股份”这一块暂时由村支书进行监管。合作社更希望政府或村里在对“红色股份”进行监管的过程中不要涉及对合作社日常经营状况的监管。

　　对此，陈万东也表达了类似观点。陈万东认为，“红色股份”在合作社股份所占额度本身小，政府或村里如果要对合作社内部经营状况进行监管，确实让他有些纠结。

　　同时，陈万东也坦言，如果不进行内部经营状况的监管，光靠合作社提供账目，“红色股份”确实也很难监管到位。特别是很多合作社内部监管机制不完善。村支两委、合作社、村民三利益方如果光靠自觉而没有一套透明的监督机制，就很难维持长久的相互信任。

　　另外，即使合作社那一块监管到位，“红色股份”如实进入了村集体，那么，进入村集体后，资金的用途和流向，又由谁来监管。这也是了解“红色股份”的村民非常关心的问题。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专门负责该市“红色股份”相关业务指导和审计监督工作的吉首市农经局。

　　该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过两年试点，他们已经认识到对“红色股份”怎样监管、监管是否到位至关重要。“红色股份”对合作社也许是个小数目，但既然是村集体“股份”，老百姓就应该有知情权，就应该保证公正、透明。为此，经过深入调研，该市正着手尝试在每个“红色股份”公司设立专门的监事会。监事会将由村主任、“红色股份”分管领导、经管人员、该市华泰公司会计、村民代表等共同构成，力图破解“红色股份”监管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