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宇

　　每个得分球都是一种发明，一个颠覆密码的美姿。那是一种错愕、无法逆转、一股电击、无法抗拒的氛围，跟诗的语言一模一样。冠军赛的得分者就是最杰出的诗人……

　　波赫士说宁愿看“斗鸡”，也不要看那个“英国人的蠢事”

　　1863年足球运动规则和足协在英国正式确立以后，1880年吉卜林以轻蔑的笔触写下他对足球这个运动之王的观感：“稚嫩的心灵，可以从那些满身泥巴的愚蠢球员身上得到满足。”自此，仿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智育与体育间的距离更形扩大，让许多人把他的运动梦和对体育的向往隐藏起来。文人创作，家国山河，写景写情，无所不包，但是运动的题材仿佛成了禁忌，俨然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

　　一百年后，南半球的文坛巨擘波赫士，也在1978年阿根廷世足赛公开场合抒发他对足球的负面观点，足球与文人的鸿沟仿佛再断裂一次。波赫士说他宁愿看“斗鸡”，也不要看那个“英国人的蠢事”，“十一个人对抗另外十一个人，跟在一个球后面追跑，美学视野实在是奇丑无比。”波赫士生长在一个足球赛事等同国家大事的阿根廷，言谈之间却不假辞色，说自己不知道马拉多纳是何许人。1986年第十三届世足赛在墨西哥举行，阿根廷二度赢得冠军，波赫士在当年开赛两星期后，6月14日撒手人寰，距今波赫士逝世二十年，文坛各式纪念活动，言必称波赫士当儿，每逢世足赛开打，波赫士针对足球的言论也成为文人看世足赛时必谈的话题。阿根廷社会学家赛柏雷里认为波赫士的言论与彼时独裁统治与阶级革命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1970年代的阿根廷，足球好比鸦片一样，麻醉了人民的意识……踢球这个动作本身具有侵略和攻击意图，给人一种掌握权力的感觉；而且还必须狡猾机灵，不断用陷阱、欺瞒、圈套、绊倒等伎俩扳倒对手，赞许者视为球员智慧的自然反应，其实是一种威权的特质。” 

　　索里亚诺：要马拉多纳，不要加迪叶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阿根廷作家，已逝的索里亚诺，丰达纳罗沙，萨斯都奈积极在媒体、专栏和创作中写下他们的足球经历与见闻，不让足球成为文学扉页的猛兽。曾在球队担任前锋的索里亚诺，在《庆功》一文中描绘胜利的滋味：“像一杯干涩温温的香槟穿过咽喉搔痒，喉咙顿时活络回春般的滋味。”他甚至还写下让阿根廷以运动员取代军事独裁的呼吁：《要马拉多纳，不要加迪叶里》。同样的文章标题，乌拉圭作家班涅德堤援引，拿马拉多纳和国际体坛耆宿、足球总会会长哈维兰奇相比，在西班牙《国家报》抒发他对马拉多纳的狂热与支持，写下《要马拉多纳，不要哈维兰奇》。

　　“文学不该退出游戏”，不管是商业机制运作，或是文人的热情，许多作家纷纷呼吁让运动也能成为文学书写的主流题材。1998年世足赛在法国举行，法国出版一部《足球与文学选集》，两位曾担任守门员的卡缪和纳博可夫的足球因缘引人注目。卡缪在《卡缪与足球》里提到：“30年代左右，我担任守门员，因为守门员是球鞋耗损率最低的位子……球像人生，永远不是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前来。我爱我的球队，不只是因为疲惫与努力终而获得胜利的愉悦，也包含每场挫败后，那种想在夜里哭泣的痴傻欲望。”纳博可夫提到守门员的训练犹如斗牛士，或是一流的飞行员一样，丝毫马虎不得。他在剑桥的守门员经历“永远像一个异乡人享受英国人的足球乐”。

　　从以前到现在，文人并未忘情足球。近来，许多作家更是纷纷将年少的梦想通过文字彰显出来。他们在狂狷年纪时曾经为足球疯狂，但是最后总被一些世俗莫名的理由阻碍，弃“足”就“手”，离开球场，转向纸场。乌拉圭作家加雷亚诺在他的作品《足球的阴影与阳光》中说道：“我们拉丁美洲作家泰半是失意的足球运动员。”因此，通过小说、散文、诗中可以读出他们对足球的热爱与眷恋。加雷亚诺提到足球在南美的银河流域（阿根廷与乌拉圭）发迹，就像探戈一样，从郊区、中下阶层开始流行，经济负担不大，只需一颗热切想望的心，便可以自得其乐。然而，乐在其中当儿，阴影与阳光伴随而来：“你从边缘拼命地跑，不停吁喘，一边是天堂的荣耀等待你，另一边是废墟的深谷让你跌下去。”

　　一个团队，甚或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掀起全国、甚至全球球迷的热情，不难想象巴西、阿根廷对足球的忠诚。这好似印证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所说：“足球是最能展现人类忠诚的户外运动。”墨西哥散文、评论家碧优罗写出南美人民的足球之爱：“足球是运动之王，它的王室在巴西，由一个出生在‘三颗心’的地方，名叫比利的国王掌管。他的三颗心吸引全球每位只有一颗心的球迷。”比利最后一场世界杯冠军赛，让诗人安德拉德写下《1970墨西哥世界杯》赞颂巴西。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罗说得更巧：“足球是巴西人呼吸的一种方式。”巴西人对比利的尊敬，犹如阿根廷对马拉多纳的崇拜。知名小说家尤萨在《不必怀疑，就是神话》解析马拉多纳的魔力：“每个民族都需要当代的英雄……崇拜一个足球员就像崇拜一首纯诗，或一幅抽象画，只为了崇拜它的形式，不需要理性去辨识它的内容。”

　　阿尔贝帝的《布拉哥颂》和 塞拉亚的《反歌颂》

　　尤萨说不需要理性去辨识足球的内容，因此文人也会失去理性，加入足球之争。西班牙最知名的足球与文人之争要属1928年全国冠军杯比赛，由巴塞罗那和桑坦德市的“皇家会社队”争夺冠军赛。知名诗人阿尔贝帝在看台上对巴塞罗那队守门员布拉哥的表现印象深刻，赛后写下《布拉哥颂》献给巴塞罗那队队长萨米迪叶，赞扬匈牙利籍的球员布拉哥的英勇与精神。布拉哥在上半场受伤，头绑纱布，绷带上鲜血汩渍，下半场依然固守岗位，帮助球队赢得最后胜利。

　　西班牙战后两大小说家，塞拉和戴利贝斯，除了是忠实的足球迷，也是热爱各式运动的作家。戴利贝斯喜野外运动，狩猎、钓鱼、踢足球样样精通。他曾回忆：“我十二岁时，足球便占据我的生活，渗透每个点面，好比天主一样，无所不在。”另一位足球迷──已逝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塞拉。犹记1994年他访问中国时，世足赛已开打两周，每一个访问活动的闲暇空档，他都询问着世足赛的最新状况。他的作品《足球轶事十一则》，以足球队员的人数下标题，叙述西班牙人的足球症候群，他自己也是这种狂热的成员。他在《星期一症候群》中提到：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星期一匆匆离开家里，没吃早餐，没跟老婆小孩说再见，甚至没洗脸刷牙就出门，路上莽莽撞撞，赶着去买所谓的《星期一周报》，看自己已经知道的足球赛结果，然后去办公室高谈阔论。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的精力用来谈论已经比赛过的足球赛；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剩下的精力用来讨论即将进行的足球赛。星期日，休息日，跑去看足球赛，去受苦，也去看别人受苦。

　　前面所述，都是足球与人实际面向的影响与互动，足球应该也有一个精神层次和美学的诠释。意大利导演兼作家帕索里尼，对电影语言的掌握，显然让他对足球的诠释多了一份细腻和美感。他说：足球是一系列的符号系统，因此，是一种语言。球员盘球的动作就充满了诗意。进球得分那刹那是最纯粹的诗意展现的时刻。每个得分球都是一种发明，一个颠覆密码的美姿。那是一种错愕、无法逆转、一股电击、无法抗拒的氛围，跟诗的语言一模一样。冠军赛的得分者就是最杰出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