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凌

　　如何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是创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各地纷纷推出不同的措施和做法，以期能够有效解决好老百姓办事难的老问题。在诸多做法中最集中成效也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简政放权。通过厘清、规范县市直部门的权力清单，下放部分权力给乡镇，然后再通过村干部民事代办制度，让群众办小事不需出村、办大事不需出乡镇。有的地方下放事权多达70多项，这些事项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上学、看病、养老等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极大地方便了群众，赢得了群众的点赞。

　　简政放权，首先解决的是群众办事远的问题。原本需要到县里办的事，现在在村里、乡镇就可以办，节约了时间和花销。同时，又赋予了乡镇、村更多的一部分事权，增强了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手段，是值得肯定的一件好事，但是，这解决的只是一个过程管理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反问一下，这些下放的事权完全都是有必要的吗？有哪些是本来可以简化和合并或者根本就可以取消的呢？能不能从源头上加以规范和清理呢？在这些下放的事权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到证照的办理。有人戏称，中国人的一生是被证明的一生。从未出生的准生证到寿终正寝的死亡证，最常见的证件加起来有100多个，与美国人一个社保号走天下形成鲜明对比。

　　诗人纪伯伦曾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当我们在简政放权的路上忙忙碌碌往前走的时候，也要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些“证件”真的是必须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