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鹏

　　自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总是围绕宇宙如何形成与生命从何而来这两个问题，喋喋不休地争论着，并且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自以为“是与非”、“对与错”、“文明与野蛮”以及“科学与愚昧”的纠结中，从远古一直辩论到了今天。

　　于是乎，往古来今的人们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和形形色色的生命现象，提出了一连串似乎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

　　———仰观苍天，那闪耀光芒的太阳、播散清辉的月亮和布满天穹的点点繁星，与人的性灵有没有必然联系？

　　———俯察大地，那千奇百怪、千姿百态的世间万有，究竟是谁创造的？为何要创造？又暗含着什么样的物理？

　　———反观自身，身处人世间的你一定会问：我从哪里来？我来干什么？我究竟要到哪里去？

　　古老的西方“先知”们，几乎作出了异口同声的回答：是万能的造物主！是法力无边的神！为此，他们还为自己的“结论”找出了种种让人不得不信服的理由：

　　伊斯兰教独尊真主“安拉”为天地间唯一的最高主宰。真主是最高的实在，唯一的真宰、最高的养育者、盟誓和契约的监督者、万物的创造主。犹太教信奉创造主“雅威”创造并主宰宇宙及一切受造之物，至高无上，自有永有，独一无二，无形无体无相，“雅威”是最先的，也是最后的。基督教的造物主是上帝“耶和华”。基督教把耶稣看作是上帝的第二个位格,认为耶稣既是耶和华的化身,又是耶和华的独生子，耶稣是具有人性和神性的。因为犹太人违背了上帝和以色列人订立的“约”(即《旧约》)，所以派他的儿子耶稣作为“弥赛亚”(救世主)以自己的生命为人类赎罪，同以色列人乃至全体人类订立了《新约》。

　　西方这些创世说是一种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在个体上表现为对“造物主”的信仰和崇拜，这种意识和行为经过漫长的发展，已经成为西方社会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这就是所谓的“宗教”，这些原本由人类根据自己的意识和想象创造出来的“上帝”和“神”，最终彻底操控了人。这就是马克思认为的“人的异化”的结果，属于纯精神层面的唯心主义范畴的东西。其目的在于宣扬，人类可以通过精神与灵魂的不懈追求提升自我，达到与神灵同样高尚尊贵的地位，死后上升到所谓的“天堂”，同样也可以由于多行不义而降至宇宙的底层，即所谓的“地狱”。

　　东方世界里，也有一些民族成员共同信奉的宗教，他们的宗教由原始部落宗教发展而来，所崇拜的神灵大多为这些民族的守护神，有的也认为这些“神”是其民族的源出或祖先。但由于受到地域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这些“神”没有西方造物主诸如真主“安拉”和上帝“耶和华”那般“法力”，大多成为一种精神艺术，最终没有形成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因此，其影响力和生命力是有限的。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其《周易》中关于宇宙形成和万物生成的观点，在东方世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不仅决定了东方主流文化的特色和特质，更是找寻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源头之所在。读懂了《易经》，就会清晰明确地感受到《周易》的宇宙观就是朴素唯物的创世假说，与西方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创世说有着本质的区别。

　　人们常说，中国人的意识和思维是理性的，思想观念里没有宗教，一般不认同与自己族类存在巨大差异的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的上帝“耶和华”和他的儿子“耶稣”，也不认同希腊神话中面似希腊人的统治宇宙的至高无上的主神“宙斯”。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与“神”就是《易经》中的“乾”与“坤”，这两个东西不仅形成了宇宙，也化育出了宇宙间的万有，既是形而上的以“无”为特质的“本体”，也是由于运动而生成的形而下的以“有”为特质的“存在”，宇宙因此而成，万物赖此而生。

　　那么，《易经》中“乾”与“坤”又是什么呢？孔子告诉我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首先，一般而言，我们把“乾”与“坤”看作是“天”与“地”、“男”与“女”、“父”与“母”、“刚”与“柔”等等，这只是孔子所说的“形而下”的“乾”与“坤”，也就是所谓的“器”，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体。而孔子所谓“形而上”的“乾”“坤”则属于宇宙及其万物的本体，即形成宇宙及其万物的“本初之气”的“阳”与“阴”，即“阳气”、“阴气”二气，为形成宇宙及其万物的抽象的二种本初元素。同时“乾”与“坤”有“定体”和“体用”之分，这两种元素一般情况下是指最具代表性的“定体”是“天”和“地”，其“体用”为“刚健”与“柔顺”。无论是“定体”，还是“体用”从高级到低级指代极广，几乎包罗了宇宙万象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宇宙万象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具备的各种特性与特质。正如唐代孔颖达的诠释学原则所说：“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其次，依据《周易》“乾”、“坤”两卦的卦辞所述，这两个构成宇宙及其万物的本初元素，都具有“元、亨、利、贞”（坤为“牝马之贞”）四德。所谓“元”，“善之长也，君子体仁以长人”（孔子《文言》），“言圣人得此卦而行善道，以长万物，物得生存而为‘元’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所以“元”有生物之德；“亨”者，“嘉之会也，嘉会足以合利”（孔子《文言》），“当以嘉美之事，会合万物，令物开通而为‘亨’也”（孔颖达《周易正义》），“亨，通也”（《子夏传》）；“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孔子《文言》），“协和万物，使物各得其理而为‘利’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利，和也”（《子夏传》）；“贞者，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孔子《文言》），“当以贞固干事，使物各得其正而为‘贞’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贞，正也”（《子夏传》）。“元”有“生物不息”之德（本性），所以为“四德”之首，正因为“乾”与“坤”为形成宇宙及其万物的两个本初元素，所以配之以“元”，故称“乾元”、“坤元”，是大而无边、至高无上的。再次，乾元以其“刚健”之用而为万物之始，并统领宇宙间具有刚健之气的“天”；坤元以其“柔顺”之用而资生万物，并在顺承刚健之“天”的同时，与乾元一道化生了宇宙万物。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的开始，即在蕴育阶段靠的是“乾”的功能，为形成宇宙万物的“施体”。而宇宙万物的生成，则是在顺承“乾”的基础上，靠“坤”的功能，为生成宇宙万物的“受体”。也就是说“阳乾”“阴坤”和合之后，宇宙以及万物就开始了、形成了。所以“乾”与“坤”是代表宇宙及其万物的本体、根源和生命的来源。

　　宇宙天地由此而来。上面已经说了，《周易》中“乾”与“坤”是形成宇宙乃至化生宇宙万物的两个本初元素。那么，这两个元素是怎么形成宇宙和化生万物的呢？又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法则进行的呢？我们还得看看孔老夫子是如何说的。孔子在他的读易心得《周易·系辞·上》中是这样描述的：“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里的“太极”可以理解为代表“乾”“坤”的“阴”“阳”二气混合而成的形成宇宙万物的无形的原初状态。孔颖达在其所著的《周易正义》一书中分析《汉易》象数派理论时说：“盖‘易’之三义，惟在于‘有’，然‘有’自‘无’出，理则包‘无’。故《乾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乾凿度》又云：“气、形、质具而未相离者谓之浑沌，浑沌者，万物相浑沌而不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我们从这几段古代经典理论不难看出：“易”就是形成宇宙万物的本初状态———太极！以前有的学者认为太极是“易”的五个阶段之一，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其实，太极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过是“易”这个概念的两种说法而已。古人认为“太极”原本是寂静不动的，因为“动而生变”，形成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未见气之“太易”、气之始之“太初”、形之始之“太始”和质之始之“太素”。太素再动，“阴”“阳”便分离出来了，于是生出了阴阳“两仪”，这个时候宇宙天地就出现了。正所谓“浑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幼学琼林》）。“两仪”再“动”便生出了老阴、少阴、老阳、少阳“四象”，即我们宇宙天地之间的春、夏、秋、冬四时就产生了。紧接着这个“四象”一“动”，便又生出了“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种分别代表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且能化生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八卦。于是整个宇宙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便逐渐明朗了、明晰了。不仅中国古老道教“道、一、二、三”的宇宙观源于此，就是当代宇宙太空学中的“热爆炸理论”也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并且一一对应：热爆理论的“奇点期”———完全辐射状态，没有物质对应“太易”———未见气也，寂然无物；热爆理论的“极早期”———形成重子对应“太初”———气之始也；热爆理论的“早期”———氦氚锂等元素开始形成对应“太始”———形之始建，天象形见；热爆理论的“现期”———星系胚开始形成，即存在着巨大的气状星云对应“太素”———质之始也；热爆理论的“将来期”———现期在到今后，天地万物出现对应“两仪”、“八卦”———天地万物始现。难怪有些易学研究者说，热爆理论的研究者一定受到了古老《周易》宇宙观的影响和启示。这种说法真实与否，我们有待考证，但可备一说，至少证明了我们的祖先对于宇宙万物的形成持有朴素唯物的观念，不仅难能可贵的，而且十分伟大。

　　世间万有由此而来。我们再来看看孔子《系辞》、《文言》中的三段话：一是“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二是“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三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文言·乾·上九》）这三段话给我们宣示了宇宙间动静万有是由“乾”“坤”（即“阳”与“阴”）未分离时的浑沌状态这个形而上的本体“无”（即“道”）开始，然后由这个本体所运动变化出来的、几乎包罗宇宙万象的、阴阳各半的“八卦”，按照“男女（此处‘男’‘女’泛指‘阳’‘阴’）构精”方式而化生出“器”，这个“器”就是宇宙万物之“有”，因而“万物”也被称为“万有”。至于这些“万有”的种类与特性，决定于它究竟是“本乎天”，还是“本乎地”，“本乎天”者为动物，“本乎地”者为植物。为什么呢？孔颖达在《周易正义》说，天地氤氲，和合二气，共生万物。然万物之体有感于天气偏多者，有感于地气偏多者。故《周礼·大宗伯》有“天产”、“地产”之分，《大司徒》有“动物”、“植物”云者。本受气于天者，是动物含灵之属，天体运动，含灵之物亦运动，是亲附于上者也；本受于地者，是植物无识之属，地体凝滞，植物亦不移动，是亲附于下者也。这些理论为中国乃至东方世界“天人合一”的文化思维方式以及后来的天文学、占星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性善恶由此而来。有了宇宙万物，自然就有了人类，人性的修为要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所以孔子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文言》中乾、坤两卦的《象》辞）等，要求“君子”要效法天地（乾坤）之“元、亨、利、贞”之四德。孔子在解释《乾·用九》爻辞时说：“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性者天生之质，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魏晋南北朝时期《玄易》义理派创始人王弼也说：“爻者，言乎变者也。故合散曲伸，与体相乖，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为，是爻者所以明情，故六爻发散，旁通万物之情。”的确，人的基本的特质就是具有“性情”，这种“性”与“情”的关系包备着“善”与“恶”两个基本的道德内容。在我们古人看来，人之所以为善者，是因为“所以利于万物而得正者，由性制于情也”，人之所以为“恶”者，是“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则不能行其正”的原因所致。而“明情”之“爻”加上乾卦的“用九”、坤卦的“用六”两爻，共有三百八十六爻。而这三百八十六爻又在六十四个别卦的六位上随机的组合、变动和变化，于是便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爻变结果，人性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特质和不同的表现形式。

　　大量的古代中华文献和亘古以来延续不断的中华文化传统证明，《周易》的宇宙观和创世假说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也掺杂了一些唯心主义的东西，但总的来说，这个理论体系具有朴素唯物的哲学特质。《周易》的创世假说与西方的宇宙观和创世说有着质的区别。《周易》的宇宙观和创世假说认为，宇宙的形成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客观自然的过程，宇宙间的万物各得其所，各居其位，相互之间是一种平等、和谐和自由的关系。而西方的宗教创世说，把人与万物统统作为上帝创造的产物。以上帝造人为例，西方的创世说认为：人作为上帝的仆人而被上帝创造，人作为动植物的管理者而被上帝创造，人作为劳动者而被上帝创造，人是上帝随意创造的等。因此，在西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关系，都要通过“上帝”来调和来实现，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一切都要受上帝的制约，都得无条件地看着上帝的脸色、依据上帝的意志做人和行事。一言以蔽之，宇宙间一切的一切都为上帝而生，也为上帝而死。这是典型的“人的异化”和“人性的异化”所带来的结果。因此研究《周易》的宇宙观与创世假说，对于把握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分析研判东西方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制度文化之间差异，站在中华文化主体的立场借鉴、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乃至人类的优秀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