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鹏

　　前不久，应泸溪县作协主席姚传笑先生之邀，给参加“泸溪县作家协会第二次文学讲坛”的作家们主讲国学知识。期间，有人就我国当今佛学状况提了三个问题：一是当今世界为什么信仰佛教的人那么多？二是道学和儒学都是国学，佛教是外来宗教，为什么在我国民间佛教的知名度远远高出道家和儒家？三是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区别何在，我国目前流行的佛教究竟是那种？在交流过程中，让我感到既欣慰又艰涩。欣慰的是这几个问题确当而有代表性，反映了今人对汉传佛教（或者称汉化佛教）的认知和关注程度，以及今人渴望了解这种文化真实内涵和精神实质的文化心理。所谓感到艰涩，不是艰涩不通，而是交流起来十分困难，一个简单的佛学问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解释和说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作为传统国学的汉传佛教在人们脑海里的印象不甚清晰。事实上，我们只要提起佛教或汉传佛教，大多数人总是先入为主，或曰那是纯粹的外来“宗教”，与中华文明格格不入，不屑一顾；或者不假思索地将其归入“封建迷信”这类精神鸦片，不值一哂。因此，在对待佛教或佛学这个问题，要么盲目佞佛（民间居多），要么弃之如“敝屣”，各执一端，攘往熙来，或褒或贬，争论不休。 

　　我们不得不承认，佛教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从印度传入中国以来，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还是从文化表征到精神内核，都得到了很好的接受、发展和延续，并渗透到了古今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为什么呢？我们只要考察考察中国佛教史，再稍稍留意一下佛学经典，就不难发现，佛教之所以为古今中国人所接受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除了佛教文化与中华文明有着共同的东方文明特征外，佛教连同其经典（佛经）在近两千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成功地接受了汉文化的改造，不仅暗合了中华文明的性格，也符合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文化心灵。 

　　———佛教（原始印度佛教的大、小乘佛教）之所以为中国人所接受，源于佛教的文化精神与《周易》及其中华易学的文化精神共通且高度的相似。有位学者在谈到佛家思想与《易经》的关系时，这样表述：“佛家思想的要义与中华文明的根基———《易经》哲学的思考方向是一致的，并且二者的思想高度、深度和广度也是一致的，因此，佛家思想才被中华民族广泛接受。”我认为，这个观点比较正确。首先，佛教与《周易》都是地球文化，都是人学，都是为人乃至人类服务的。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反映的是人类心理深层的本领与欲望，是一种超现实、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往往与人类的理性思维和独特的情感体验相关，追求的是一种与生存意识和生命真谛相关的理想境界。佛教的要义是尚“空”崇“善”。佛教中的这个“空”，在于它强调自体“独立的存在性”。正因为如此，自体与外界事物失去了联系，不仅自体不存在，连外界事物也不存在了。它有一个公式：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意为与我们存在有关系的事物（包括自我），如果脱离与其他事物之间所具有的关系，则不复存在。佛教提出这个观念的目的在于要空却一切与“欲望”念想乃至于“自体”，才能脱体苦海———导引世人出所谓的“生死轮回”。就其社会学意义来说，佛教以人类无法逃避的“老”与“死”为苦恼（愁、悲、苦、痛、烦、闷）的代表，并以探究产生这些苦恼的原因为起点，发现其“因缘”关系，试图通过其“慈悲”精神创造出一个接受全人类的社会。而我们的《周易》及其中华易学是一种天人之学，也有一个“空”和“善”问题。易学中“空”是阴阳未分之时的“混沌”状态———太极，可以理解为物质世界的原初状态，这个“空”是可以变化的也是必须变化的。它的变化过程与结果是什么呢？是“两仪”、“四象”、“八卦”、“万物”。这就是我们古人关于自然世界的朴素唯物观。关键在于这个“善”字，易学的“善”的确指人性要“善”，这个“善”是效法自然的“空”的“善”而来的，因为从混沌“太极”之“空”化生出“天”、“地”乃至于宇宙间的万有，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生而不有”、“劳而不伐”的“善”的特征。我们的古人把自然“空”所具有的“善”性比附于人事之后，引导人们崇尚这样的“空”与“善”，这就是易学“空”、“善”理论的由来与推论。相形之下，我们不难看出，佛教与易学倡导的“空”、“善”对于人类而言理念一致，方向目标也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佛教注重于纯精神层面抽象思考，并且有一个作为宗教标志性的崇拜偶像———佛祖。《周易》更多的是从自然假设角度（当然也含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出发，采用“天人合一”的文化思维方式得出结论，是非宗教性的学问。 

　　———在中国流传最为广泛的禅宗大乘佛教，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因为禅宗的出现，可以说印度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彻底本土化，这也是禅宗之所以被中国人乃至东方人接受的重要原因。禅宗的教义是静观的神秘主义，采用诗意这种特别特殊的方式表达教义，强调个人内在的精神开悟，不注重甚至反对佛教权威、佛教教条、佛教崇拜的偶像或者客观的启示，在禅体验过程中不需要有“佛祖”这样的宗教崇拜对象，甚至禅师们为了表达某种禅意的方便，可以粗待所供奉的“佛祖”、“菩萨”等，所以在禅宗的寺庙里即可供奉西来之佛，也可以供奉本地的“菩萨”，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因此，禅宗佛教尽管源出大乘佛教，但经过彻底本土化后，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和宗教了。就本土化而言，我们不妨引用一段日本20世纪著名佛教哲学大家铃木大拙的话做一个佐证。他说：“禅宗并不像佛教的其他支派如天台宗、华严宗、中观宗，或瑜伽唯识派等那般富于抽象思考；而这种单纯性特别适合中国心灵实事求是的倾向。禅宗并不像道家一般与孔子的学说对立，却将它吸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必然很受儒家的欢迎。另一方面，禅宗又同道家有相似之处，因为它主张不要执著于世间的事物，并且对大自然有一种神秘的赞赏，而这必然可满足中国的老庄弟子。”尤其是唐代中期禅宗佛教诞生以来，对文人骚客和普通百姓的影响很大，一些儒学大家和官吏大都靠接触禅宗文献而了解佛教和认识佛教，他们还把参禅和与禅师们交往作为一种时尚。正因为禅宗佛教能够融合诸家文化，兼收各家所长，所以能够很好地应合所处的环境而得到延续和发展。从目前全国各地现存的寺庙来看，所有著名的寺庙几乎都是禅宗寺庙。河南少林寺、安徽山谷寺、湖北四祖寺、广东南华禅寺、湖南南岳的般若寺、江西净居寺、河北临济寺、浙江天童寺以及江苏清凉寺等都是禅宗佛教的寺庙，至今这些寺庙香火未断，节假之日来寺庙参禅拜佛者甚众。 

　　———以禅宗大乘佛教为代表的中国佛教，从其传入和创立之日起就深受并且持续接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和改造，最后成为肇始于印度佛教哲理，而又完全按照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体验和践行教义的中国化佛教。一方面，禅宗在创立和传承过程中有着扎实的人脉和文脉基础。公元520年，印度佛教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禅宗初祖）来到中国并始创禅宗佛教。他的一传弟子神光（二祖慧可）原本就是一位饱学的儒学之士，由于儒家的教训不能令他满足，不惜断臂示诚决意追随达摩的信仰。据考证，神光之后的三祖僧王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临济宗与曹洞宗，以及六祖慧能以后最后一祖南岳怀让、青原行思等禅师和传人，或精于易学，或通于儒道。另一方面，禅宗佛教的宗旨和禅体验，融入了大量的易学思想和儒道两家的文化精髓。2010年夏季，我在山西五台山菩萨顶见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清代乾隆皇帝的一首七言诗。诗云：“六度重兹到五台，默符天地数中该。不期再至却常驻，既曰言归底幻来。大士如如据莲座，金容永永镇华垓。梵宗儒理本无二，七字因缘讵辩才。”乾隆看出了佛教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奥妙：“梵宗”与“儒理”是相通的！尤其是禅宗佛教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信息和文化精神。禅宗佛教的宗旨概括起来有四点：一曰教外别传；二曰不立文字；三曰直指人心；四曰见性成佛。“教外别传”和“不立文字”是修行的方法，“直指人心”和“见性成佛”是禅宗的目标。关于“教外别传”指的是佛祖传授禅意不依据佛教的教条和一般的佛教仪式，通过“拈花示佛”一个无言的举动便把这种所谓的“心印”传给了摩诃迦叶，摩诃迦叶又如法炮制地传给了阿难，经历了二十七代后传给菩提达摩。至于为何“不立文字”，原因是禅师们认为语言文字作为一种认知事件、传递情感、表达意思的媒介更易伪造，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非真实的常常被人用各式各样的精巧设计所混淆，最易被有意或无意地误用。所以禅师们认为在修行和禅体验过程中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无言”。这个理念当然与老子的“无事”、“无为”的思想相关，也是对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以及义理派《玄易》的创始人王弼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理论的继承和运用。所谓“直指人心”和“见性成佛”中的“心”，不是指我们用以思考的“心”，也不是依照逻辑定律思考的“心”，以及心理学家说的那种具有种种感觉和情感的“心”，而是在所有这些情感和思想之下作为其基础的“心”，这个“心”就是“唯心”。可以说是当我们在心理上对思想与感觉的主题向深处探掘时，最后达到的“底层”。而“性”则是我们的本体认识所能够达到的“界域”，在这里本体认识的“界域”也可以理解为心理认识的“界域”。所以“心”与“性”是同一的，只是有内（性）外（心）之分罢了。于是禅师们顺流而下推断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只要达到其“一”，便会发现我们也就在另“一”之中了。只要见到了“心”也就见到了“性”。所以说“心”与“性”完美相合（即佛教所说的“真如”）的人便是彻悟之人，有彻悟之心的人就是“佛”，“佛”其实就是“性”的人身表现而已。其实，禅宗的“心性”理论源出于孔子研究《乾卦》的心得。孔子说：“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性者，天生之质，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则不能久行其正。所以能利益于万物而得正者，由性制于情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易学中的“性”既然是天生之质，自然也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相当于处于混沌状态的“太极”，而“情”是由“性”而生发出来的“万有”。如将其比附于人，这个“性”就是人有如宇宙天地一般具有“生生不息、生而不有、劳而不伐”特质的天生之德，“情”则是由“性”而生发出来的后天“欲望”了。如此说来，禅宗佛教所以修“心”，就是要空却人心中的具有分别识之质的“欲望”，直接达到天生之德的“性”之目标，最后让外空之“心”与内在之“性”完美相合。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在我们中国叫做“圣人”，在印度就是“佛”了。正如禅宗《坛经》所云：“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森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禅的修行和禅体验方式也是完全按照中华文明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思维方式进行的，完全契合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禅宗采用“公案”训练弟子之智性的方法和意志或情意的方法中，大量采用《周易》思维、儒家和道家理论的范例枚不胜举（大部分收录在《传灯录》、《五灯会元》两部书中），与传统的佛教采用的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自禅宗佛教创立以来，不少的中国人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往往通过参禅拜佛寻求滋润心灵的鸡汤，升华精神境界，达到心身的谐和与宁静。禅宗佛教自唐代中期正式立宗以来，持续地影响着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和一般大众，唐代的李白、杜甫、王维，宋代的王安石、苏轼、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以及明清时期王阳明、袁枚等一大批文人和官员不仅精通儒、道两家学问，在禅宗佛教方面也有较高的成就。我国之所以出现唐宋时期的文化盛景，禅宗的出现、发展和影响功不可没。日本著名的佛教哲学大家铃木大拙甚至这样定论：“在那个时期如果没有禅宗，则一再发生的宗教迫害，可能已经把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全部扫除，而宋明理学也可能不会产生。” 

　　一言以蔽之，《周易》及其中华易学作为中华文明核心根基的百科全书，不仅是中华国学儒、释、道三大主干的文化源头，同样也与中国古代的天文、地理、农事、中医、音乐、武术等多个方面的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周易》及其中华易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就其文化表征而言是“山”“水”文化，就其精神内核而论是“谐”“和”文化。而具有这种文化特征和特质的典型代表莫过于构成中华文化核心内容的三大主干文化———儒学（原始儒学）、老子的道学和汉传佛学，尤其是长期以来占据学统、道统和治统文化地位的儒家学说。在我看来，中华文明从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反映出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因为人类在处理个体、团体、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关系过程中，最高境界莫过于追求和谐和平，就个体自身而言莫过于生活美好。正因为中华文明具有这种文化特质，所以，得到了东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的认同。英国20世纪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通过对东、西方历史文化和哲学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文明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改革精神，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中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以及中华文明和平世界主义的天下世界观，中华文明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注定将照亮整个21世纪，促进人类世界向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