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鹏

　　何谓“人生”？“人生”何为？古今中外之人都曾思考都在思考。人生问题对于每个人而言，无论国度种族、尊卑贵贱，也无论富裕贫穷、健壮羸弱都是无法回避的。尽管人们对人生问题认识和思考的结论千差万别，但离不开“如何生存”和“如何生活”两个核心问题，而人们对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认识，以及由这种认识所衍生的观念，却关乎人类文化的一切。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是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因，也是人类文化所探索和追求的终极目标。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生”呢？奇怪的是，《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辞源》、《辞海》等一些传统辞书里居然没有这个词条！由此可见，“人生”这个词条是近现代的事儿。现今对“人生”和“人生观”这两个词条最权威的解释是：“人生指人的生存与生活。”“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看法，也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人生观是由世界观决定的”（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其实，这样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哲学理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生”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和定义，但作为一种文化，却深刻地反映着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文化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集体精神的集中体现。古老《周易》及其围绕《周易》发展起来的中华易学，不仅是关于人生问题的学问，而且把“和乐人生”和“智慧人生”以及二者之间的完美相合，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和追求目标。

　　作为天地之间最具灵性且主宰宇宙万物的人类，始终离不开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社会）、个体或群体（社会）与自然、以及个体自身欲念与现实之间四大冲突，而这些冲突总关乎忧患与得失。中华易学围绕这些矛盾与冲突、忧患与得失展开讨论，并总结出了一系列相对完整且富有智慧和哲理的人生策略。根据《周易》古经的思想体系以及后世易学大家的研究成果，易学与人生这一问题可以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来阐释和理解，其思想观念深刻地体现了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华人文精神。

　　俗话说，历历瓦屋歇凉亭，黄茅岭上千年屋。就物质层面而言，人生是一个过程。人生百年不过三万六千五百天，在无穷无尽的宇宙时空里，有如掣电，倏忽即过。因此，人生不过是一个由小到老、从生到死的物质运动变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最看重、最无奈和最惧怕的莫过于形体的消亡。于是，人类为了消解因生命消亡而带来的痛苦和恐惧，西方人把自己的人生交付给了虚幻的万能“造物主”，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却不是这样。我们的古人认为，人生是宇宙天地之间一种最普遍、最普通和最简易的自然现象，一个人的生与死就像一天中日出日落那样简单，周而复始、周行不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正如孔子所说：“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由此可见，中国古人的人生是何等的脚踏实地，又是何等豁达开朗！我们的古人还在《周易》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就如何度过一生，分阶段为我们开出了这样的良方：

　　———总角之时：潜而修德，藏而勿用。“总角”之时，指的是十二岁至二十岁这个阶段，相当于六爻之卦的初爻。对应《周易·乾·初九》，爻辞云：“潜龙勿用。”孔子在《文言》中是这样解释“潜龙勿用”的：“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是以君子勿用也。”“德”出于己，身內之物，靠自己修炼而成。“行”被于人，事外之功，彰显个人之德性。一个人德性之优劣决定其行事的成败。因此，人在年少之时，世界观、人生观尚未形成，即便是有一些超乎常人的技能技巧，远远没有具备入世行事的准入条件。因此，这个时期的重点在于内修己德，夯实和打牢人生原初之德基，为日后入世行事积累资本。这也是原始儒家之所以重视启蒙阶段行为教育的原因之所在。

　　———弱冠之年：见几而动，出处有时。对应《周易·乾·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二十至三十岁为弱冠之年。从修德进业理论层面看，大多学有所成，具备了入世行事的基本条件，可以步入社会“小试牛刀”了。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要结合自身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不断检验、积累学问和技能，在辨明是非的基础上，以“德”行“事”，见“几”（去无入有，有理而未形之时”谓之“几”）而动。及时地正确地把握时机积极进取就是“见几而动”。孔子提醒这个年龄阶段的人要做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而立之期：上而不骄，下而不忧。对应《周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而立之期即三十至四十岁这个年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因此，行事处人应该“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而无咎矣”（《文言》）。而立之年正值血气方刚之时，精力旺盛，但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即心智不够成熟，处世不够练达，成就感、挫败感都很强烈，易于意气用事。所以，要注意戒骄戒躁，春风得意之时不可得意忘形，遭遇挫败失意更不可气馁颓废。惟其如此，方可为日后成就大器创造条件，夯实基础。

　　———不惑之年：进退在公，邪私必亡。四十至五十岁为不惑之年，对应《周易·乾·九四》：“或跃在渊，无咎。”此时的人生处在“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的尴尬境地，“不三不四”的成语就源出于此。“故惑之，惑之者，疑之也，故无咎”是这个阶段行事处人的基本原则。“惑”就是不敢果决而进，“疑”就是意欲前进，却迟疑不定。意思是说人到了这个时候，进退亦忧，这就需要审时度势、谨小慎微，须遵循“进退在公，邪私必亡”这条铁律，要从是否合乎天道人伦的角度去考量自身的进退问题。宋代范仲淹说得好：“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岳阳楼记》）。

　　———天命之岁：知至至之，与时偕行。五十至六十岁之间为天命之岁，对应《周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子是这样理解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个时期为人生的黄金阶段，无论学识修养、德行修为均达到了人生的鼎盛时期，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应该努力进取，成就一番大业。但在干事创业和处世为人的社会实践中，不可独断专行，要学会与人共事，广纳善言，与国家民族共荣辱，与社会时代共进退。刚健固美，然则一味全用刚直，放弃善柔，非天下之至理，万万不可。《易经》中“‘用九’而不可被‘九用’”就是这个道理。

　　———花甲以后：知终终之，与时偕极。六十岁以后的人生阶段，对应《周易·乾·上九》：“亢龙有悔。”“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为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文言》）。古人认为,人到了这个阶段理应谙熟“进退存亡”的道理，应该主动做到“功成身退”、“颐养天年”，切不可因欲壑难填、贪得无厌而自取其祸。为什么呢？孔子告诉我们：“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事实上，又怎一个“悔”了得！古今中外因到老也难脱名利缧绁、贪取无度而获罪乃至身败名裂者何其之多！

　　古语云：境由心生，魔自心造。就精神层面而言，人生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境界。《周易》告诉我们一生中要深刻领悟和努力践行以下五个理念：

　　———心存善念，直面人生。有位学者对《周易》古经中四百五十句占断辞作了一个分析和统计，其中吉利的占断辞有二百零二处，占总数的44.89%；中性的占断辞一百二十六处，占28%，凶险的占断辞一百二十二处，占27.11%。可见吉利和中性的占断占总数的72.89%，凶险的占断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即便身处凶险之境，只要心存善念，运用好智慧和才能，也是可以化险为夷的。这就是《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所在。由此可见，《周易》所倡导的人生是积极乐观的和乐人生。而这种化险为夷、趋利避害的“变通之道”有一条最基本的理念需要遵守，那就是“心存善念”。这个“善”主要反映在两个层面：一曰修身进德须效仿天地，修“生养万物”、“嘉会万物”、“利益万物”和“干济万物”的至善之德。二曰处世行事“劳而不伐，功而不得”，不要居功自傲，得意忘形，要谨记“进退在公，邪私必亡”这一古训。

　　———正心诚意，信守承诺。“诚信”这个理念滥觞于《周易》的《中孚》之卦。《中孚》卦的卦象是上巽下兑，泽上有风之象。其《彖辞》云：“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所谓“刚得中”指的是上、下卦的中爻均为阳爻，“柔在内”是指整卦中间两爻为阴爻，有“中虚”之象，即所谓“孚”就是“诚信”之意。据古人观察，豚鱼这种水生动物只要浮出水面，水面必有风起，而且风向就是其浮出水面时所指的方向，从不失信，因而“豚鱼”就是“诚信”的象征。比附于人事，“诚”为言行一致，“信”即言如其实，诚发乎内，信行于外。诚信既是为人处世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理念，儒家几乎把“诚信”视为立学之本，“修齐治平”无不以诚信为基础。诚信于人而言，不仅体现一个人的修养，是一个人人格魅力之所在，更是人格力量的源泉。但诚信是有原则的诚信，孔子说：“言必行，信必果，硁硁然小人也。”一个人不仅要言出必行，行事果敢，但不可无原则地固执与浅薄，要在遵循天道人伦大义的基础上信守承诺，否则就是小人之“诚”，小人之“信”了。

　　———虚怀若谷，谦恭豁达。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唯有《谦》卦是六爻皆吉之卦。其《象》辞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以地（坤）而言，地在山上，大地原本就低，却包容了高山；以山（艮）而言，原本大山应高出大地，然大山却低于大地，这就是我们古人对“谦”的理解和诠释。如拟之以人事，人不仅要有均一平等、海纳百川之阔大胸怀，也应具备居功不傲、有劳不伐的谦恭品性。惟其如此，人生才能在世人的尊崇中过得幸福快乐，社会才会和谐文明。

　　———安身后动，易心后语。孔子研究《周易》的《益》卦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系辞》）。事实上，人的一生不可能全始全终，总是要留下一些遗憾，这是人世常理，也是人生常态。但一个人不去追求“全始全终”那就不正常了。那么，如何追求这种境界呢？孔颖达说：“若己之为得，则万事得，若己之为失，则万事失也。欲行于天下，先在其身之一，故先须安静其身而后动，和易其心而后语，先以心选定其交而后求。若其不然，则伤之者至矣”（《周易正义》）。这几句话道出了这么一个道理：得失与始终往往决定于自己。心无所安，自然志无所立，志无所立又何谈业有所成？不以心换心，单凭个人意气，又何以得人之心？所以，一个人处世交友、行事创业不能先入为主，单从个人利害得失出发，于人求全责备，于己则失之过宽，这样不仅于己不利，还会招致灾祸。只有懂得求全之毁，人生方能求全，也才可能全始全终。

　　———防微杜渐，慎终于始。《坤》初六爻象辞云：“‘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致‘坚冰’也。”孔子在《文言》中打了个比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重终轻始，重果轻因，是一般人的心理定式。孔子告诉我们，好坏成败往往决定于起始，生死存亡、善恶祸福都肇始于最初的动机与动因，以及对细节的管控和过程的把握。正如孔颖达对《坤》卦初六象辞的疏解：“阴阳之气无为，故积驯履霜，必至于坚冰。以明人事有为，不可不制其节度，故于履霜逆以坚冰为戒，所以防渐虑微，慎终于始也。”

　　孔子云：“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系辞》）。人的一生总与进退存亡、得失取予息息相关。和乐人生应恪守这样的基本理念：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更多的选择是精神，因为物养形存是生命的外化，精神的丰沛与人格的超凡脱俗才是生命的内涵；在获取和给予之间，更多的选择是给予，因为人生的愉悦不是对拥有的独享，是在与同类共享中完善自身和历练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