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非   翟 星

　　应该说，彭翼南所代表的土司王朝和所带领的土兵对平定嘉靖大倭寇的贡献是慷慨的、巨大的，足可功标麟阁，然而官方正史的记录却是轻描淡写，讳莫如深。官修的《明史》《明实录》所记载彭翼南抗倭事迹只能说是一个大致的轮廓，尤其是缺乏连续性的书写和抗倭大事件的细节性描述。若不是从《筹海图编》《倭变事略》《经世堂集》《正气堂集》《嘉靖平倭祗役纪略》《见只编》等大量野史杂史及个人专集中加以对彭翼南抗倭关键性细节与片段的整理、研读，也许就真的错过了对彭翼南抗倭事迹最真实最全面的认识和解读。历史的发生始终是最真实的存在，但书写历史的未必都是最忠实的记叙。书写历史通常带有很大的选择性，无论是官修还是私修。历史事件的缺陷、悬念、模糊、疑惑、简化、矛盾乃至失真往往都来自于当初的选择性和偶然性书写。这大概便是历史的某种不公和悲哀吧，当然，也正是历史的深不可测之处。所幸的是当时毕竟有一些亲历亲闻御倭大事件的人士为舆情和良心作出了秉笔直书。

　　嘉靖年间的倭患主要集中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四十五年（1567年）———就是史学家所说的嘉靖大倭寇时期。据历史学者陈懋恒的研究统计，倭患在嘉靖三十一年之后的15年内骤然加剧，共计609次，占据了整个明朝倭寇侵扰记录的80%左右。而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5年间又是嘉靖大倭寇时期倭乱处于最激烈的状态。此阶段是明嘉靖朝海防废弛、政治昏暗、政策失误达到某种极致的时期，也是倭寇势力最强盛最具破坏力的时期，更是浙直沿海军民柔脆懦弱最为汹惧的时候。浙人柔软畏敌之窘相远非今人所能想象，“以致一人见杀，千人自溃”的状况屡见不鲜，甚至出现松江府偌大一座城池竟因报事者入城随应“我来了”被误听为“倭来了”，导致“满城男女奔窜，父子相失，夫妇分歧，市户不扃，担负弃物而遁，举城鼎沸，守城兵皆弃戈而走。”此境此状，这对一个初出茅庐首次远征的彭翼南来说，随之而来的压力和忧虑是可想而知的，对彭翼南的适应力、战斗力和生命力的考验更是前所未有。在明朝廷急需一场御倭速胜大胜以提振民心扭转颓势的期望下，彭翼南几乎没有足够时间选择却又恰如其分地选择了首战胜墩的时机。

　　胜墩地处吴江市平望镇北部，古叫盛墩，因三国时东吴司马领寨盛斌葬于此而得名。胜墩临水当道，左襟运河，右带唐家湖，湖水汹涌，是兵家必经的交通要道。当年吴江知县杨芷察看此地形后，觉得此地是扼控倭寇的绝佳之地，遂在官塘袅腰桥的北侧建造一座敌楼———吞海楼。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果然有数千倭寇从嘉兴流窜到唐家湖，企图夺舟横渡。知县杨芷见状，率兵北岸阻击，命令擅长泅水士兵潜水凿捅敌舟，并在水底布置钉板，倭贼强渡一时未能得逞。彭翼南和保靖宣慰使彭荩臣获知贼情后，即刻率兵二千前来增援。副使孙宏轼、副总兵俞大猷带领的浙兵，副使任环、知府林懋举督率的狼兵也相继赶到，顿时兵威大振。贼气沮丧，进不得食，退不得息。诸兵借助东西阻水的有利地势，南北夹击，斩首三千余级（此斩获数也有三百一说，有争议）。恰如《胜墩歌》云“凯歌浩荡三吴舞，胜阁嵯峨万里扬”。时人皆说盛墩捍御之力居多，便更其名为胜墩。

　　从胜墩之战的斩获来看，应该不是一场小规模战役，但是《明史》《明实录》《国榷》等明史专著并没有记录此次战役，也就更谈不上对此战役的任何史家定位。上述胜墩之战只是综合《筹海图编》、《江南经略》、嘉靖《吴江县志》所记叙的共同情况而作出的概述。当然这应该值得可信，毕竟这些海防专著和方志的作者都是明代当初名士，且离事件发生的时代很近。胜墩之战既是彭翼南平倭的首战，也是永保土兵首次与浙兵、狼兵、乡兵的联合作战。首战告捷，提振军心，至少是紧接而来的王江泾大捷前的初试锋芒。

　　“非胜墩之扼险而拒，使不得北走，则亦无以制其胜。”这是史书对胜墩之战给王江泾大捷影响所作出的基本估价。胜墩之捷对王江泾之捷的铺垫至关重要。从胜墩沿京杭大运河南下40公里处就是王江泾———南宋以来的浙北重镇，浙北通往苏南的重要门户，享有“衣被天下”丝绸之府的盛誉。嘉靖三十四年四月，就是在这里产生了历史上有名堪称明嘉靖抗倭“东南战功第一”的王江泾大捷。

　　王江泾之战纯是因倭情突变而引发的一场战役。由于王江泾战役在明嘉靖抗倭中占有极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史书有关王江泾战役的记载不胜枚举。但往往又因历史评价的角度不同和情感取向不一，各类史书对王江泾之战的描述存在较大的分歧和矛盾———在战役爆发的时间、战役的组织者、取胜的关键因素、俘斩倭寇的数量和永保土兵参战的人数等方面尤为明显。张经自总督南直隶、浙江、山东、两广、福建等处军务之后，浙直民众无疑对张经堪任总督寄予厚望———他素有战功谋略，手握大权，“一应兵食，俱听其便宜处分”，四民嗷嗷，若时雨至，朝夕冀幸一战。但倭势汹汹，战事不尽如人意，浙直兵、山东兵屡败，致使御倭攻势一度陷入僵局。张经不得不做出战略调整，边坚壁清野，围困倭巢，相机战守；边上疏请调广西狼兵、湖广永保土兵，再图决战。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田州（今广西自治区田阳县）瓦氏狼兵先期到达，随之，东兰等州土兵也次第抵达。张经随即按既定的围攻战略，精心部署。以瓦氏兵配总兵俞大猷，屯扎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区），为捣巢西路；以东兰、那地、南丹三州兵隶游击邹继芳，驻扎闵港（今上海市闵行区），为捣巢北路；以归顺和思恩兵、广东东莞打手归参将汤克宽指挥，屯驻乍浦（今浙江平湖市乍浦镇），为西路右哨。“掎贼三面，以待永顺、保靖兵之集”。事实上，为了确保捣巢之战成功，毕其功于一役，廓清浙直倭患，张经把能调动的兵力几乎全部调往松江捣巢———包括浙江嘉兴、杭州兵力。一时间大兵云集，灭贼有期。《筹海图编》记“（三月）时总督都御史张公经调集广兵、湖兵数万人，驻松江府。”赵文华云“今调到兵众殆三四万，已踰两月，他无可待之兵矣。”《倭变纪略》云“（三月）兵号二十四万，屯金山，捣贼巢”（经比较史料，此说法出入过大）。从这些文献记录可以看出，当时调集的兵力确实不少———尽管兵力集结表述不一，有虚号的成分。从总的战略思路来说，围困捣巢是张经审时度势作出的明智选择；从兵力部署来说，应该说对倭寇老巢柘林、川沙洼已基本形成合围之势，只待永保土兵开至合击，便可收全功之效。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