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然

　　1921年，19岁沈从文和他的年龄相仿表兄黄玉书踌躇满志，准备离开湘西去北京闯出一片天地。那时，他们尚寄住在常德的一个小旅馆里，经济困窘，拖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他们想尽办法“蒙骗”旅馆主人，相互掩护出入旅馆，好混口饭吃，不要花钱。黄玉书当时爱上了县城里一位名叫杨光蕙的小学美术教员，却不知如何表达爱意；于是，由沈从文代笔，写了三十几封情书，终于将这位教员追上手了。于是黄玉书便留下来，与杨光蕙结婚生子。沈从文单独北上，不久便在新文学领域站稳了脚跟。17年之后再见面时，黄玉书已然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了，他们的孩子中有一位就是黄永玉，这时也已经14岁了。并且，当时的黄永玉已经独自在外面闯荡了两年，他在福建一个偏僻的山区里谋生，学瓷艺、木刻，在14岁时便发表了版画作品。再后来的故事也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了。

　　我想沈从文和黄永玉这些从湘西走出去的人当然是湘西文化的“典范”，通过他们，湘西文化不仅被重新发现，而且主动地参与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构成中，丰富和拓展了中国人的生命空间和想象空间。但是，还有像黄玉书和杨光蕙这样一些有抱负、有憧憬的知识分子，却因总总“命运的偶然”而不得不留在地方。他们将自己的才华、智慧与热情全部付诸于地方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从事美术、音乐的创作和教育。相对于那些走出湘西并名扬天下的“大家”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波澜不惊但却静水流深。他们代表了湘西文化的另一种“典型”。地方文化如何与现代文明对接而又避免过于剧烈地卷入，如何延续民族文化传统本根而又不抱残守缺？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现代与传统、精英与民间、新与旧之间需要有一个衔接和过渡，需要有一种折中的平衡与创造性的转换。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那些留在地方上的“名家”。作为地方上的小知识分子和“名人”，他们立德立言，更具体、更有机地影响和参与到地方社会的文化生态的构成中，正由于他们一个地方才有一个地方特有的文化底气、文化风度和文化面貌。

　　最近认真阅读了《团结报》开辟的“对话名家”栏目，报社社长、总编辑刘世树亲自组建报道团队，来关注湘西地方上的这些“名家”。我很认同这种做法，“对话名家”栏目的理念和宗旨正体现了那样一种文化关怀和文化守护。这个正在展开的工作已经初具面貌，并逐渐成为一种地方文化自我理解、自我定位、自我建设的系统性工程。栏目以一种开放的标准来理解“名家”的概念：不一定是功成名就的大家，而且也包括那样一些对艺术、对文化有所关怀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长期或暂时地待在湘西，从他们的艺术经历来看，虽然与沈从文、黄永玉相隔了近一个世纪，但却多多少少有过相似的在底层漂泊、挣扎的经历。其中有不少是我熟悉的朋友，我理解他们的难处，敬重他们对艺术的执著，欣赏他们醇正的艺术旨趣和耐得住寂寞的精神。“对话名家”栏目以“对话”的方式对这样一些为艺术理想和文化理想而奋斗的年轻人表达了深切的关注，体现了一种文化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

　　可以看出这个栏目是费了很大的心思的。每一次对话都做了艰苦的准备工作，对话中体现了一种对每一位艺术家的真正深入的理解，揭示了每一位艺术家的工作中所隐含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意义，特别是呈现了这些艺术家与这座小城在文化上的血缘关系。我相信，在这一片土地上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先贤们有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关系。他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也期待他们终成大器。但有时，不是一个人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他在朝向理想的路程中所经历的悲欢，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的、人事的、情感的种种错综交织，更能够彰显一个地方文化的生生之气，更能够揭示一个地方汹涌不息的文脉。

　　“对话名家”栏目具有严肃的学术旨趣，其功绩有目共睹。当然，如果有更多的版面，或者能够在现有副刊基础上以书和新媒体的形式进行丰富和拓展，我还期待在学术性之外还能够加强故事性。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挣扎，他们的付出，他们为理想所发生的种种与地方人、事的纠缠，会更直接地感动、启示我们。就像沈从文在1947年秋天用《一个传奇的本事》来深情地记录下他和黄玉书在常德的那些故事，那些奋斗，以免被历史淹没。虽然故事的主人公命运各别，但却都给后来者巨大的鼓舞、激励和安慰。而黄永玉则在自己的暮年用几十万字的《朱雀城》来追忆和梳理特殊历史时期在这个小小的地方那样一些小知识分子们生动、鲜明、热忱的生命形式，表达对他们的深切怀念与敬意。正是这些小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特有的文化图景，并在云谲波诡的历史巨变中守护着世道人心，使斯文垂绪。我想，今日湘西的文艺青年们读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的那些“遥远的风景”，会不会像黄永玉十几岁时在上海昏黄的路灯下读到沈表叔的《一个传奇的本事》那样对自己的使命有所启悟呢？

　　今天湘西文化的处境并不乐观，在时代的喧嚣中，湘西文艺工作者如何壁立千仞，不忘初心，这是一种巨大的考验。我希望知道他们的故事，了解这些尚未真正成名的“名家”们“在路上”的种种故事。我想“对话”的意义不在于盖棺定论与歌功颂德，而在于再次呈现一种努力的姿态。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构成新的启示，新的安慰，而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揭示着那种需要不断重新开始的继往开来。所有这些故事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湘西文化的朝向未来的心路历程。    

　　（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艺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