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果

　　福楼者，福娃之楼是也。楼立猛洞河畔桅杆坡永顺一中北门一侧。楼建于公元2008年，时值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奥运会吉祥物为贝贝、京京、欢欢、迎迎、妮妮五个天真可爱的福娃，故经众议赐名小楼“福娃楼”，简称福楼，谐音葫芦，意福禄双喜也。福楼为高七层的公寓，住14户人家，皆文化教育工作者。吾居楼顶，登高望远，风云际会，气象万千，昼迎旭日，夜赏明月。读书写字，多有心得体会，遂为《福楼笔谭》。

　　1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会办公室主任、湘籍作家彭学明在接受家乡报社记者采访时说：湖南的小说、散文和儿童文学非常强势，在全国可以名列前茅，评论相对处于弱势，而且特别弱，在全国都排不上号。湖南应该巩固强势项目的地位，加强弱势项目的培育。基于此，我订阅了2011年的《当代作家评论》，希望自己在文学评论上有所为。

　　2

　　黄永厚1929年生于湘西凤凰。上过初中乡村简易师范和中央美术学院，当过兵，做过小学教师直至大学教授，还拉过小提琴当过记者，后来就一直画画并从事美术评论。黄永厚先生有一套三居室，面积不大，陈设简朴。厅里悬挂着画家刘海粟送给他的书法作品“大丈夫从不流俗”。刘海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这话却不错，从流俗者绝非大丈夫。居室里还有黄永厚先生自己的书法作品，一边是“直将羲颉开天意”，另一边是“横写云霄最上头”，用笔贯气，粗犷狂放，可谓天下无二。先生解释说：这是一首吟雁诗，引自钱钟书的《管锥篇》。他认为大雁了不起，能在天上写“人”字。他还说，一切文艺的底线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人之不人，尚为艺乎？

　　3

　　刘绍棠13岁发表小说，上初中时写的文章选进了当时高中二年级课本，被誉为“神童”。然而1957年，他却被错划为右派，22岁被发配回家乡。

　　又一个22年后，刘绍棠重返文坛。不料1988年8月，他竟然偏瘫了。为了安心创作，刘绍棠在门上书四言诗以谢客：“老弱病残，四类俱全。医嘱静养，金口玉言。上午时间，不可侵犯。下午会客，四时过半。人命关天，焉敢违反。请君谅解，大家方便。”

　　4

　　近来写一篇《黄永玉的末代皇帝》的文章，对《末代皇帝传奇》一书的封面设计，究竟是木刻还是漫画把握不准。因此，我拿了《末代皇帝传奇》一书去请教在附近租房教画的王先生。经王先生指点，我增长了许多绘画方面的知识。黄永玉的画为漫画和简笔画，其封面设计简洁、深刻、传神，其画框边角的残缺和位置摆放得不正，都喻示着溥仪这个主人公的人生的不美满。

　　5

　　2007年第2期《中国青年》杂志登载了一篇记者专访新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的文章，其中谈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我以为是有说服力的。

　　在作家中，铁凝是一个特别的人。她是作家，是作家协会主席，还是中央候补委员，她有这么多的政治角色，她怎么把这些角色统一在自己身上？对政治的介入，会影响或限制她的文学表达的纯粹性吗？

　　对此，铁凝坦言自己本质上是一个作家。一切都是以这个作为出发点的，她不预先设置，把文学和政治人为对立起来，因为没有一个作家没有政治主张，就像劳伦斯说：“每个作家都会依附一个道德系统，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宣言，没有一部小说，没有一个经典，没有一个优秀作家的小说里面没有政治，关键在于你对政治的理解，是一个狭隘的口号，还是一时的政策。政治也包括作家对世界的态度和立场。”

　　2010年，铁凝跟余华在日本参加大江健三郎的一个作品讨论会。大江健三郎就是一个范例，他对政治对社会的关心和关切程度，一点也没有让他的艺术受损害，他在艺术、技艺的磨炼上对自己有非常苛刻的要求。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减低和削弱他对政治的关注，他对国际问题、对和平、对战争，对人类发展都有自己的态度，他的文学和思想视野开阔而深广。

　　当时，余华有一个发言，他以前确实是厌恶政治，也想远离政治，但是读了大江的一些作品后，就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和思考。

　　铁凝以为，从劳动的角度看作家，作家是一个写字的匠人，你在技巧的磨炼上，在勤奋的写作姿态上可以说是一个工匠。但是作家最终又不仅仅是一个匠人，他比匠人高出许多，高出来的就是他对人生的体察，对人的灵魂的探究，对世界的关切，对生态本身的思考。

　　6

　　近日读报，得知上海市政资金扶持《收获》、《上海文学》和《萌芽》等知名刊物，所拨款项主要用来提高稿酬。这样一来，今后3年内，其稿费将达到千字500元，彻底改变目前实行的早在10多年前制定的稿酬标准。这对于从事写作的人，不能不说是一个好消息。我爱写作，2016年6月在本地一家报纸上发表了《古镇品影》一文，2000多字，稿费有60元，每千字不到30元，这与上海的标准低了近20倍。今年以来，我在地市级报纸上发文7篇，达到1万多字，按上海的标准，稿费可达6000多元，这样的话，写作勉强糊口。但若按前者稿费标准，吃饭也是成问题的。

　　虽然稿费的标准与报刊所属地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但写作者也要糊口。艺术是奢侈的玩意儿，如果艺术的追随者们始终要为吃饭糊口而担忧、为生计奔波，势必也创作不出特别优秀的作品。

　　7

　　1957年，受丁玲、陈企霞一案的牵连，作家徐光耀经历了很多波折。1958年年初，上级部门领导在会上宣布：徐光耀还要继续反省，无事不要出门。

　　徐光耀回到家里，一头栽倒在枕头上，感到一阵彻头彻尾的疲乏和绝望。他熬了三天三夜，想了又想：自杀，不就是死吗？写文章，一口血喷在书桌上，也是死。决心既下，第一步是找题材。他给自己定个规矩，不管写啥，一定要轻松愉快，能逗自己快乐，至少能使眼下的沉重暂时放松。徐光耀自然地想到《平原烈火》，其中有个小鬼“瞪眼虎”，出场时挺活跃，可是后来被主角挤到一边去了，没有啥事可干，最后草草收场。一位老战友看了批评说“你怎么把一个挺可爱的孩子写丢了呢？”

　　徐光耀心想，也是呀，怎么就把一个挺可爱的孩子写丢了呢？那好吧，现在就把瞪眼虎抓回来，能逗自己笑的就是他。于是，徐光耀敞开心扉，把平生所见所闻、所知所得的“嘎人嘎事”，广撒大网，尽力收集。桌子上放张纸，想起一点记下一点。不多几天，那生动的情节、活泼的嘎人嘎事，竟然拉成了一个长长的单子。徐光耀把单子从头细看，祛粗存精，编排调整，一个鲜活、真实、感人的嘎子形象，便站立在眼前了。

　　从写作一开始，情绪就变了。各路英雄纷至沓来。化装袭击，狭路埋伏，端楼打点，越墙掏窝。神出鬼没，灵动壮美。个人的一切烦恼，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一个月之内，徐光耀就把小说拿下来了。起初题名《小侦查员》，感觉不顺，最后定名为《小兵张嘎》。

　　8

　　海因里希·伯尔在《写作的风险》中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在我看来，作家与银行抢劫犯确实十分相似：后者煞费苦心设计了劫案，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战战兢兢，撬开保险柜，却不知道能从里面捞到多少金钱和珠宝。他是在对自己可以窃得何种赃物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押上了20年监禁、流放和劳改作为赌注。

　　写作是一项艰苦的事业，是一场输赢难定的赌博。有的人一辈子醉心于文学事业，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但他在艺术上所能取得的成就，未必与他付出的努力成正比，或者，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等到他死后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会获得世人的承认。这是写作者必须面临的艺术风险。其次是政治风险。写作者除了遵循艺术规律，还有义务遵从道德戒律。那就是人类的良心。

　　写作者可以没有天赋，没有技巧，没有语感，但绝对不能没有良心。良心永远高于艺术。当一个作家屈服于权势，甚至主动趋炎附势时，他犯下的将是可怕的罪行。这种罪行更甚于盗窃和谋杀。

　　写作面临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有的人宁愿违背良心，粉饰太平，颠倒黑白，丧尽天良愚弄百姓，为世人诅咒和唾骂，谁又能否认，这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风险呢？

　　9

　　文学巨匠梁斌因《红旗谱》载入文学史册，他为创作这部鸿篇巨制却三次辞官不做，被后世传为美谈。

　　1952年，湖北省委下发调令，要梁斌出任《新武汉日报》社长。这个调令非同寻常，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点的将。就任前，李先念还特意找梁斌谈了话，谈话结束又诚恳地留他共进午餐，吃饭以后梁斌走马上任。谁知梁斌在《新武汉日报》社长任上不到一年时间，便因《红旗谱》而“不安心工作”了。

　　1953年，中央下达干部休养条令，每个局级干部一年有两个月的假期。梁斌立即请假北上，跑到北京碧云寺里正式写作酝酿多年的《红旗谱》。两个月时间，他拿出了提纲。休假期满，梁斌回到武汉，但他的心却留在了北京。他找到领导，正式向组织提出“我要回到北方去”的辞官请求。就在这时，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田间来了一封信。田间与梁斌是老朋友，听说梁斌为了《红旗谱》想去北方，就希望他能到文学研究所工作。梁斌见信如获至宝，立即回应说，我同意，请即刻发调令。由此，梁斌从《新武汉日报》社长任上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

　　在文学研究所，虽说工作清闲，但梁斌再次提出了请辞，理由是“为了这部书”。他说，我要回到河北去，因为这部书的时代背景，都是在河北省经过的，我要回到故乡去。

　　梁斌去意已决。他找到在华北局组织部担任领导职务的陈鹏。陈鹏说，到天津去吧，去当副市长。梁斌当然不愿意。后来，梁斌又找了另外几位领导，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如愿以偿，到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可以专心致志写《红旗谱》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