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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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我在神秘湘西摄影网看到一位网友的文章，标题为《摄影要学会看懂五本书》。这位网友认为，第一本书是有关摄影器材的产品说明书；第二本书是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大名鼎鼎的《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第三本书是一个人对摄影抱有的特殊的感情；第四本书是社会人生的这本大书；第五本是自己的真实的心灵。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认为，摄影首先需要有眼光，学习摄影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高眼力的过程。从基础的照相机构造、镜头原理、胶片显影讲起，到光线的布置、模特的安排、暗室的工作，每一个流程都要详尽学习，您若按部就班地进行，就有希望拍出接近完美的照片。此外，专业摄影亦不是难事，儿童与宠物摄影、婚礼摄影、时装摄影、人体魅态摄影、广告摄影、建筑摄影、新闻摄影等，都在教授之列，最后的可能就是您成为一名自由职业摄影师，开办自己的摄影室。本书对家庭摄像的普及与数码时代的到来毫不避讳，及时添加了新内容。此书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是的，很多人说，《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老了。没错，《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是老了。但开篇的三个要求：主题、主体、简洁，自始至终都是我们评判片子的依据。看明白了《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相机就会成为你的左右手。你会为光影喜悦，为色彩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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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最初发表在1920年9月的《新青年》上。《风波》中有一处写到小孤女六斤打破一只碗，第二天，她爸爸七斤拿到城里去补碗，由于破口大，所以要钉十六个铜钉。小说结尾却写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显然前后不一致。后来，鲁迅发现了这一笔误，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的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 这个关于创作态度的真实故事，真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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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黄永玉因画了睁只眼闭只眼的猫头鹰而被打成牛鬼蛇神，一家人被赶到了北京京新巷十几平方米的两间小屋里。狭小的屋子紧挨着别人家的墙壁，室内光线暗淡，其沉闷与压抑可想而知。黄永玉灵机一动，在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花团锦簇，阳光明媚，顿时满室生辉。《窗口》这幅画由此得来。

　　后来，黄永玉把这幅画赠送给在患难中结交的朋友王铭。王铭196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就结识了黄永玉，那时黄永玉被打成右派分子，一般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王铭却与他一见如故，经常在黄永玉的陋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黄永玉也时常坐在王铭的摩托车后，与一帮画家朋友，满北京城里打转。1978年，王铭决定去香港发展，临行前，黄永玉欣然将这幅意义非同寻常的《窗口》送给了他。1986年，黄永玉又在《窗口》题记中写道：“1967年，余住北京京新巷，鄙陋非余所愿也，有窗而无光，有声而不能发，言必四顾，行必蹒跚，求自保也。家有窗而为邻墙所堵，度日如夜，故作此以自慰，然未敢奢求如今光景耳。好友南去，以此壮行，维明美玉贤弟存。黄永玉记于一九八六年。”

　　2006年10月，正当吉首大学黄永玉艺术博物馆落成之际，已是香港启新集团董事长的王铭接到好朋友的邀请，他毫不犹豫地将《窗口》送给博物馆永久收藏。王铭说，这幅画对于黄老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它是黄老一生的转折点，因为这幅画倾注了黄老不少心血。送《窗口》回乡，是为其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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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白石出生于农历鼠年，故对位居十二生肖之首的这个小生灵情有独钟。老人一生画鼠无数，他笔下的老鼠狡猾伶俐，幽默诙谐，表现出闲适恬淡的乡野情趣。他在《画鼠》中画了一只慌慌张张作奔跑状的老鼠，像是去做什么不光彩的事。题款更是入木三分：“汝足不长，偏能快行。目光不远，前头路须看分明。”他还有一幅《小鼠翻灯》图，画上有诗云：“昨夜床前点灯早，待我解衣来睡倒。寒门只打一钱油，哪能供得鼠子饱。何时乞得猫儿来，油尽灯枯天不晓。”

　　“七七”事变后，齐白石闭门谢客，拒绝日伪头目索画，也不卖画，宁可挨饿受冻，也不丧失气节。他在门上贴出13个大字：“白石老人心脏病发作，停止见客。”他还创作了《群鼠图》来影射讽刺日伪汉奸。老人在画上意味深长地写道：“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口齿我果，又剥我黍。烛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在齐白石的笔下，这些表面上耀武扬威的侵略者其实就是一群色厉内荏、见不得阳光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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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鲜花和笑脸丛中，莫言站在瑞典学院的演讲台上，发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莫言演讲的主题是“讲故事的人”。在约莫40分钟的演讲中，他用很大篇幅追忆了自己的母亲，回顾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并与听众分享了三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虽然莫言的演讲水平远不如他拿笔挥洒自如，但这篇举重若轻的演讲词，也不失为一个有标志意义的文本。他选取了一个巧妙的角度，没有谈国家、民族这些大字眼，甚至没提到他家乡那位外国人最熟悉的孔圣人，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人性、爱、宽容等这些普遍体验上，这无疑更能获得台下外国听众的共鸣。对于一些人对他的其他期待，他则以“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人不哭”回应。结合之前“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授予个人”的表态，他其实清楚人家想让他说什么，但他选择了不接招，拒绝绑架，只谈文学。文学与政治究竟是什么关系？———“对不起，请看我的作品吧，其实，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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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肖洛霍夫告别莫斯科，回到故乡新罗西斯克的维申斯克镇，开始创作《静静的顿河》。1942年，德国人炸毁了肖洛霍夫安在此处的家。

　　1943年，担任苏联作协总书记的法捷耶夫请创作假去写《青年近卫军》，谁来负责作协的常务领导工作？日丹诺夫把肖洛霍夫叫到中央去，对他说：“我们对您有个严肃的请求。法捷耶夫正在写一本关于克拉斯诺顿的小说，您是否领导一下作协的工作，哪怕是短期的也好。”当时肖洛霍夫慌了，幸好幽默的天性帮助了他。他回答日丹诺夫：“谢谢您的建议，但是3个小时后去罗斯托夫的火车就要开了，我已经买好票啦。”一向严厉的日丹诺夫被他逗笑了，只好放他走了。肖洛霍夫又回到了维申斯克镇，继续从事他的创作。这个举动，几乎成就了他写作和人生的一个寓言：远离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950年，国家出资给每位科学院院士在莫斯科郊外建别墅，肖洛霍夫坚持就在自己的故乡修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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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吴忠民曾说过，本来写稿免不了有退稿，正是退稿的滋味给笔耕者以压力和动力，饱尝甘苦而奋进。他从退稿到发表作品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到这样一个“诀窍”，即作为投稿者，不妨假设一下，假如自己是编辑，你会选用这篇来稿吗？这样一来，你就会注意各类报刊在编辑上的特色和对文稿质量上的要求，由此来掂一掂自己稿件的分量，从而使投稿的命中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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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末年尾，图书馆静悄悄的。阅览室书架上摆放着近期出版的刊物。我翻开2014年第一期《十月》杂志，卷首语重点介绍了李亚。

　　李亚的少年乡村叙事从《电影》《武人列传》一路走来，《自行车》达到了高潮。小说中的“李庄”也越来越有了福克纳“邮票大的地方”与莫言“高密东北乡”的意味。由此，我想到了鲁迅的“鲁镇”，贾平凹的“商州”，于怀岸的“猫庄”，以及阿来的“机村”。大体上讲，每位作家都是有一块“自留地”的，他们像农夫一样辛勤地在自留地里耕耘，最后收获金灿灿的粮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