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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沈从文北漂，住在北京沙滩红楼附近的庆华公寓。那是间阴暗潮湿的小储藏室，窗户是临时开启的，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沈从文苦中作乐，将之名曰“窄而霉小斋”。

　　1928年，沈从文应徐志摩邀请赴上海，住在善钟路善钟里111弄的一个亭子间，他的描述是“塌而霉”，即又一个“窄而霉小斋”。

　　1949年8月，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1953年分到了宿舍，位于东堂子胡同51号。房间紧挨公用男厕所，进院子后还要路过女厕所。他自嘲是“二茅轩”，和从前的“窄而霉小斋”异曲同工。沈从文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写下了《边城》、《中国服饰研究》等皇皇巨著，令世人叹服，真应了湘西一句俗语：破窑出好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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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在课堂上，一先生要求学生默写王之涣的《凉州词》。原诗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一位学生写漏了一个“间”字，本来是要罚抄20遍的。不过，学生王顾左右而言他，他说这词原有另一版本，那就是：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句读稍微变化，又成一首好词，意境不输原作，于是得以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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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有句民谚：凡土家人，不分男女，“会说话的就会唱歌，会走路的就会跳舞”。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场大洪水袭击了该县资丘镇。镇卫生院的负责人跑到县里去求援。他是个结巴，平时说话就不利索，心里一急，竟是半天蹦不出一个词来。众人正无可奈何之际，有个同志灵机一动，说：“你要是说不出来，就用唱的吧！”

　　这人顿时如释重负，张口就来了一曲小调：“资丘镇出了拐（方言，“出事”的意思），清江河儿涨上了街，冲走了药品和器械，呼儿嘿哟，你们快点派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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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1936年10月19日逝世，时年56岁。鲁迅身高只有161厘米，能量却巨大，终其一生著述文字300多万字，译著300多万字。1918年写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1923年写的《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第一部小说专史。他一生写杂文16本，收藏中国现代版画2000多幅，外国版画原作近2000幅，碑拓及汉画像6000多件。他亲自设计的图书封面60多种，题写书名30多个。他设计的北大校徽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面的“北”字是背对背的两个人像，下面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的人像，这一幅构图突出了“以人为本”。吴冠中说：“在我看来，100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的社会功能，多少个齐白石无所谓，但少了一个鲁迅，中国人的脊梁就少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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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创办了一所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礼堂“犁宫”门口贴着这样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1933年，陶行知到南通演讲，写了一篇歌谣似的民众教育演讲稿，一共有四段，其中一段是：“读了书，不教人，什么人？不是人。”演讲结束，一小孩举手说最好把“不是人”改为“木头人”。因为“不是人”三个字不具体，桌子不是人，椅子也不是人，而木头人则给人具体的形象。陶行知彼时已是广为大众敬仰的教育家，但对这个孩子的质疑，陶行知还是愉快地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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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从小喜欢说话。上小学时，他因为说过一句“学校像牢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的话，便成了“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的坏学生，付出的代价是被学校给了严厉处分，因年龄太小才没到公安局去。后来，莫言帮老师生炉子、喂兔子，帮老贫农挑水、种菜，不管怎么努力，在校领导看来都是“伪装进步”。直到一天中午，莫言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便本能地将拖鞋提在手里，赤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体育老师王召聪看在眼里，王老师悄悄地跟进教室把莫言叫出来，问他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莫言说怕把同学们惊醒。事后，莫言听人说，王老师在全校老师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他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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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做客。丰子恺请弘一法师藤椅子里坐。弘一法师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丰子恺不敢问。后来，看弘一法师每次都如此，丰子恺就启问。法师回答丰子恺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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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鸡起舞的2017年，我所景仰的《团结报》迎来扩容提质的改扩版。除了周一至周五增加4个版面，还将原来的晚报版改为周末版。已走过65载风雨历程的《团结报》，正式由对开四版变为瘦报八版。其亮点多多，可喜可贺，在这里建言一二。

　　一版的言论专栏《武陵新语》得增加分量。三版《兄弟河》版则源远流长，哺育了几代文人骚客，如今龙舟竞渡已成态势，得掌好舵，擂响鼓。《一周闲情》版本就轻松活泼，再来点笑话和漫画如何？五版《美丽湘西》版才开办，湘西山好水好人更好，值得期待哟！《睛点湘西》版已有上乘表现，宏观把握尚可，微观探寻略显逊色。

　　七版《读书文摘》版是才开办的一个版面，一露面就异彩纷呈，吸引眼球无数，建议“读书”不妨俗一点，“文摘”不妨雅一些，雅俗共赏，才得久长。《文化醉乡》版已成品牌，打江山不易，保江山更难。编辑得多费心思。《边城百姓》版是一个平凡的版面，大雅大俗都不招人待见。就像那个古代美女一样，“増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关键是要把握好这个度。

　　周日的《周末》版全新登场，需要编辑和作者的仔细斟酌，不断磨合，相信一张白纸能够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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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的作品“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格非曾师从于钱谷融先生，是其关门弟子之一。格非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课，是在钱先生家里。先生给每个人泡了茶，端上来曲奇饼干，弟子们围着先生，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上课。钱先生的第一节课，只教了六个字：说有易，说无难。钱先生解释，说“有”易，我们只要证明它存在就可以说“有”；说“无”难，是因为你的视线毕竟有限，必须找遍了，确实没有才能说“无”。普通的道理，钱先生讲得很严肃。这让格非很早就认识到，做学问必须严谨，有多大证据说多大话。做学问要实实在在、清清楚楚，不能哗众取宠，虚张声势。做事写文章，一定要讲规矩，不能胡来，更不能弄虚作假。写作能力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能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个人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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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邑人汪祖雅先工诗歌，进而写小说。近期在2016年第四期《神地》发表短篇小说《良心》，讲述一个二女侍一夫的离奇故事。弹花匠贝一峰将有夫之妇谢香菊勾搭成奸后带回家，引发轩然大波；贝一峰的妻子乔月圆为讲良心，让女儿贝晓明不失去亲爹亲妈，默默容忍了第三者插足的事实，没有与背信弃义的丈夫立即离婚，而拆散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战战兢兢的“小三儿”谢香菊，最后由于良心的煎熬，于绝望之中，从十层楼顶纵身跃下，生命中最后一句话是：“张国荣，我爱你。”

　　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却一波三折，充满禅意、慈悲和自我救犊，不失为作者近年来的一篇佳作。不足之处是，语言表达稍嫌涩滞，不像同代作家于怀岸、田耳那么运用自如、圆融通畅；故事的地点仍离不开他常年外出务工的“长三角”，而不是作者熟悉的故乡湘西；故事结尾充满血腥的气味，若改成谢香菊跳下的是海绵和鼓风布而意外得救，既有张力和玄机，又跟全文协调一致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