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景龙

　　退出政坛  投身教育

　　从南京回到长沙后，廖名缙被谭延闿聘为湖南省都督府高等顾问，同时出任湖南工业实业学校校长。上任没多久，他就听说湖南西路公学因清政府补贴经费中断，主办人散去而停办。这所学校是1905年由湘西有识之士李执中、林支宇、聂仁德等人专为湘西培养人才而创办的，现在突然停办，廖名缙深感可惜，当即向都督署学务司倡议重开西路公学。督署及学务司很快通过了廖名缙的提议，决定恢复湖南西路公学，但校名改为“湖南第一公学”，由熊钟麟为校长，政府每年补贴经费8000元。

　　湖南第一公学恢复办学后不久，一天，都督府法治院院长贝允昕带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来拜见廖名缙。此人叫符定一，衡阳人，曾任过前清资政院秘书，时任顺天高等学堂教员。符定一对廖名缙说他已从顺天学堂辞职，打算回湘办教育，并说廖名缙和贝允昕都是湖南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想邀请他们一起联合向督署倡议，创办一所公立中学。

　　听了符定一的想法之后，廖名缙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便爽快答应下来。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划，其间又邀请了邱鹏万、熊兆周、郭向阳等人加入，到了五月初，廖名缙继倡议重开西路公学后又向督署及学务司递交了以“民国肇造须有多数具完全普通知识之国民为之中坚，方足以巩固国基”为由，倡议“创办湖南全省公立中学校，呈请湖南都督府暨学务司拨款立案”的提案。此时恰逢学务司颁行暂定湖南学制大纲，其中普通教育条载有“全省筹办高等中学三校以为模范”，因此提案得到顺利通过，但因大纲中还载有“须将中学校逐渐改为高等中学，以归划一”等语，因而将此校定名为“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校址设紫东园，由首倡人符定一担任校长，办学经费由政府全额承担。此校便是湖南省第一所公立中学，即如今长沙一中的前身。

　　学校正式开学的这一天，廖名缙、贝允昕来到学校。符定一对他们说，这次入学考试夺得头名的是一个来自湘潭农村的学生，非常出色，并把该生的试卷拿给他俩看。廖名缙看了之后也暗自吃惊，便叫符定一把这个学生叫来。不一会儿，符定一领着一个十八九岁身着土布衣的学生来了。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后当场命题，让他再写一篇文章。该生一气呵成，文章如行云流水，大气磅礴。对他们问的一些问题，该生亦对答如流，且常有惊人之语。该生走后，廖名缙赞其将来必成大器。该生便是后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

　　到了1913年，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湖南一师等校先后向廖名缙发出邀请，于是廖名缙干脆辞去湖南工业实业学校校长职务，开始穿梭于几所学校之间从事专职教员。但是到了1914年1月，学务司将湖南第一公学和原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合并，成立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以廖名缙为首的湘西籍教育界人士以“私立学校为法令所许”为由，待第一公学迁走之后，随即在原址继续办学，更名为“湖南私立兑泽中学”，廖名缙出任校长。

　　新校本着“愿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宗旨，其招生范围不再局限于湘西，而是面向整个社会。但由于该校是私立，政府不予任何津贴，且学生收费低廉，因而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廖名缙不取分文薪资，靠在其他学校的兼课费养家。但是就在这样一种困难条件下，学校的教学水平却不低，当时在该校就读的湘西溆浦籍学生向达，后来成了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

　　船山学说  救世良方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民国的成立使中国迅速由封建专制时代转入民主共和时代，但是各种复辟势力企图恢复帝制，同时社会严重失序，道德广泛失范，民众并没有因为骤行共和而骤得实惠，现实走到了原来理想的反面。这使原来对共和制度充满希望的人们迅速跌入失望的深渊之中。甚至有人痛切陈言，自民国以来，人民感受种种痛苦，毫无福利可言。廖名缙见自己及战友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共和变成如此局面也痛心疾首。

　　恰在此时，他的挚友熊希龄被袁世凯任命为内阁总理。熊就任内阁总理后没有忘记远在长沙的这位文武兼济的好兄长廖名缙，他联合谭延闿先后两次特别保举廖名缙为察哈尔军务特派帮办、四川督军署秘书长，但廖名缙此时一心只想投身教育，不想再入官场，因此两次任命都被他婉言谢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后来廖公自述的履历中只有“国务院、陆军部、参谋部两次存记察哈尔军务特派帮办、四川督军署秘书长”，却没有任职经历。

　　1914年5月下旬，都督府民政司长刘人熙邀请他和彭政枢、石广权一起饮茶，四个人谈起了当下的时局。刘人熙认为“民愚则国不能独智，民弱则国不能独强。”廖名缙同意刘人熙的观点，认为当下社会问题最大的根源在于道德的堕落。因此刘人熙提出创办船山学社，以王船山的道德学说和哲学思想来唤醒民众。几个人商量以后一致认为，船山学社的宗旨是“昌明学术”，但是也要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复辟。

　　船山学社于6月14日正式成立，本来彭、廖、石公举刘人熙为社长，但刘坚辞不受，不愿专社长之名，最后议定刘人熙、彭政枢、廖名缙、石广权四人同为社长，之后方坦伯、黄瀚声等一大批学者也加入他们。

　　船山学社成立之后，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学术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们定期开办学术讲堂，在向社会民众宣讲王船山的道德学说、哲学思想的同时，大力宣讲他们的政治主张。廖名缙在讲演中说，“国家之病患，常因时势而发生。集社讲学者之立言，贵因时势而施治。我辈今日以救时为目的。船山学说，实目今救时之良方。” 同时在演讲中盛赞共和宪政，他说，“国体改变，是我国无上光荣之事。” 

　　对于船山学说“目今救时之良方”的具体内容，廖名缙在演讲中有一段精辟的阐释：“……谨觕举先生著书行事之最足拯救时弊者，得四事焉。……四事维何？一曰砺廉耻，一曰明责任，一曰惩慆逸，一曰祛顽旧。”廖公在此谈到的“砺廉耻、明责任、惩慆逸、祛顽旧”四事即救时良方之精髓。同时还告诫社员们“我辈今日讲学以旧道德为本根，以新政艺为筏枻。”要他们既要尊崇传统道德，同时又要保持独立精神。

　　为了让他们的学术观点发挥更大的传播能量，廖名缙还跟刘人熙、曹佐熙、徐明谔、彭政枢等人一起创办了一份著名的学术刊物《船山学报》，并于次年8月出版了创刊号，之后刘人熙、廖名缙的演讲稿陆续被刊登在上面。至今还可从当年的《船山学报》上查到廖名缙的8篇演讲稿，1936年总第20期《船山学报》的前提使用的是廖名缙的遗作。

　　廖名缙在船山学社期间，还倡议创办了船山学社图书馆，并先后出资购置了200多种图书。但遗憾的是，在他离开长沙之后，该馆却因没有资金添购书籍而关闭。

　　反对复辟  却遭冤诟

　　而正当廖名缙积极宣讲船山学说，弘扬传统道德，并旗帜鲜明地号召民众反对复辟之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总策划师杨度从北京来到了长沙。一天他找到了廖名缙，跟他谈起了恢复帝制的事情，希望当年这位立宪派战友和民国元老能利用他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声望助他一臂之力，支持袁世凯称帝。

　　其实杨度不知道，这一年多来他在北京所进行的复辟活动廖名缙都有所耳闻，而且对他的复辟言行早已不齿。当年廖名缙接受杨度的君主立宪主张，是想寻求一条不让国家发生流血动乱，以改良手段实现民主宪政的道路。但是既然此路不通，现在廖公和他的革命战友冒枪林弹雨流血牺牲推翻了封建王朝，而且亲手参与建立了当前的民主共和政权，他怎么可能支持袁世凯再回到过去？

　　但是杨度毕竟是廖公多年的好友，而且其师时任清史馆馆长的王闿运亦是他交情甚笃的忘年之交，因此他也不便太让他难堪，只是委婉地拒绝了他。后来杨度又叫符定一来找他，希望他能参加筹安会湖南分会。他也明确表示，自己既不会支持复辟帝制，又怎可能参加筹安会？不料后来筹安会的人在杨度的授意下将廖名缙的名字也列入筹安会湖南分会会员名单中。廖名缙从报纸上看到之后很是生气，但他是个豁达开朗、不拘小节之人，因此很快将此事忘记，照常在船山学社的演讲中对袁世凯的复辟行径进行抨击，号召民众反对帝制。但是不久在一师课堂上所发生的一件事，让他甚至在逝世几十年后还深受其害。

　　这一天，廖名缙在一师上课，有学生向他提了个问题，大意是：他们听说廖公当年支持君主立宪，而现在却又反对恢复帝制，于是他们想知道究竟什么是君主立宪？于是廖名缙告诉学生，君主立宪能在保持国家稳定、不发生战争流血的前提下，削弱并最终剥离君主对国家的管理权，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在中国当时特定的国情下，君主立宪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推翻了封建帝制，实现了民主共和，如果再立新君，重建帝制，那就是倒行逆施，因此他才坚决反对袁氏复辟帝制！

　　这本是廖名缙作为一名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正常地答疑解惑，但后来却被人断章取义地曲解成“廖名缙在船山学社讲学时，大谈帝制不符合民意，希望大家起来反对，然而在一师课堂上又宣传帝制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这个传言也很快传到了廖名缙的耳朵里。可既是公众传言，廖名缙也无处分辨，加上廖公本就是一个性格豪放不拘小节之人，因此也就一笑了之。

　　然而，廖公却不知道，就因为他当年在课堂上答疑解惑而引起的这么一个误传，在他逝世几十年后，有人为了某种需要竟然编造了一个自相矛盾、丝毫经不起推敲的故事。更令人气愤的是，若干年后，竟然还使用了侮辱性言词将这个故事写进某学校的校史册里。这对于一个当年为推翻封建专制王朝而冒枪林弹雨浴血搏杀，为建立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政府呕心沥血，在湖南教育界、学术界德高望重的辛亥革命先驱来说实在是有失公允。

　　1915年9月，《船山学报》创刊号刚出版不久，廖名缙突然接到熊希龄来电，请他去北京协助他筹办全国煤油矿务处事宜。此时的熊希龄已于去年二月被袁世凯在一个月内先后免去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职，眼下又被袁派去筹办全国煤油矿务处。虽然廖名缙无意官场，但这一次不同，他的好兄弟熊希龄此时可以说正处于人生低落时期，因此他接电后当即辞去湖南所有的工作去了北京，担任全国煤油矿务处文案，当上了熊希龄的“贤内助”。

　　襄佐熊公  抚绥灾区

　　1916年暴发的护国战争，让湖南成了战争受灾区，湘西地区更是首当其冲，沦为战场。加上当年的水灾，让湘西地区更是雪上加霜。于是袁世凯令熊希龄任湖南宣慰使宣慰湘西灾区。熊希龄知道自己一走，廖名缙定不愿独在袁世凯身旁任职，于是临走前举荐他任武陵道尹，二人先后都离开了北京。

　　廖名缙离开北京后没多久，袁世凯于6月6日病逝，黎元洪担任大总统。而熊希龄到了湖南之后才发现，湘西地区的灾情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老弱流离，死亡载道，妇孺匿藏山谷，不避风雨，沿河尸骸流及千里”。于是熊公心急如焚，四处奔走，赈济安抚灾民。到了10月，武陵道撤并湘江道。此时熊希龄正因灾区面积太大，缺少人手。武陵道一撤，他赶紧电请黎元洪任命廖名缙为湖南宣慰使署抚绥总处处长一职，助他一臂之力。

　　到了第二年初夏，湖南宣慰工作结束，熊希龄回京复命，廖名缙则简任四川永宁道尹。这一年是1917年，就在这一年中，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了“府院之争”；第二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从而联合西南军阀共同发动了所谓的“护法战争”；第三件就是京直地区的大水灾。

　　7月中旬，京直地区连降暴雨，到了7月28日，“北三工等处漫溢决口，京畿东南及天津一带尽成泽国，田禾被淹、巨庐冲塌巨万，淹毙人口无算……遍地哀鸿枵腹，已成大灾难”。京直地区受灾达一百余县，一万七千多村，灾民达六百万人。黎元洪在内外交困下被迫于8月辞职，9月冯国璋担任代总统。冯上任伊始，急令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熊希龄接任之后，向冯国璋举荐廖名缙为其助手，于是廖名缙卸掉永宁道尹任，即刻起程赴津，辅佐熊希龄襄办直隶河工，任直隶省水利委员会文案、直隶河工处修理五河图志总纂，为水灾过后政府治理五河准备第一手资料。

　　廖名缙上任之后，每日里随熊希龄到京直各灾区赈济灾民，抚恤流亡，同时遍访当地民众，对直隶省内的永定河、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等五大河流的起源、变迁、现状等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并托人从国外购来测绘仪器，对五大河流的现状进行勘测，以获取最新数据，绘出最新河图。然后对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自汉代以来历代所绘制的河图进行分析比较，撰写了《直隶五河历代沿革图说》。仅《直隶五河历代沿革图说稿甲·永定河》一书中，就包含了永定河历代变迁图31幅，撰写文字说明共71页，其中还包含了“泉州渠说”、“汉笥沟复通时代考”等内容。直隶五河每河一书，共五部著作，此书当属近代地质学之巨著，为政府对五河的治理提供了非常翔实且图文并茂的第一手地质学资料。1918年，廖名缙因多年来对国家所作的贡献被中华民国政府授予二等嘉禾勋章，并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众议院议员，聘为国务院咨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