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正望  图\ 石 健

　　我的童年是在湘西峒河边上，一个叫做所里（现称吉首）的小山城度过的。所里是一个美丽的小山城，山多，树多，水多，四季分明，城里住着“白面秀气的所里人，说话时温文尔雅，一张口又善于唱歌”。据说，早在距今6800多年的高庙文化时期，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以后无论是秦时置的黔中郡、汉代设的武陵郡，还是南朝梁建的夜郎郡等等，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将此弹丸之地置于朝廷可控管辖之内。

　　明洪武三十年（1398年），设镇溪军民千户所，当时镇溪已形成行政里的编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故名所里。解放初期（1953年），所里改名为吉首，成为湘西自治州州府所在地，成为湘西自治州8县（市）近300万土家、苗、汉等各族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有了这地位上的优越，吉首人在8县（市）人面前便颇有了些面子上自以为是的派头。

　　儿时的吉首县城就两条东西向平行的大街，一是武陵路，一是团结路，现在的人民路，是由当年吉首通往凤凰县城209国道的一段公路改建而成，从吉首去乾州赶场，走的也是这条道。虽说乾州那时只是吉首县的一个集镇，但这个城区往南方向，距所里不到10公里处的乾州古城有着很深的土家苗寨的人文积淀，这种积淀发端于凤凰县山江镇的万溶江，江水“自离方曲曲朝抱”，滋润着乾州两岸的丘丘农田和苍翠松竹，用4200多年的时光，酝酿了一座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乾州古城，沈从文先生曾这样描述乾州古城：“乾城用所里作本县吐纳货物的码头。地方虽不大，小小石头城却很整齐干净，且出了几个近三十年来历史上有名姓的人物……”抗日战争中期，一曲《万溶江之歌》，更是带着无数流亡乾州古城的青年学子无限的离愁别恨风行全国，也把万溶江之名唱响祖国各地，人们为优美的河名惊讶，为悦耳的歌声倾倒，为秀丽的景色神往，为无限的离愁别恨泪湿青衫。

　　往东方向出城，武陵东路旁，有一所1958年创办的吉首大学（现为老校区，新校区已迁至人民路旁砂子坳社区），培育了无数的栋梁之材，200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赋诗称道“吉首学中多俊彦”，赞的就是吉首大学。

　　往西方向出城，紧靠湘川公路边的一座不大的山顶上有座庵堂，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2年），开山祖师法号名讳已失，因山形似雄狮昂首峒河之畔，山因庵名，庵因山灵，故而此处得名狮子庵。儿时记忆中这是一个极肃静而又风景秀美的去处，每回学校组织春游，或是秋游，这里都是首选之地。我们常因抓“特务”的游戏，而闯入庵堂，弄得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尼姑，对我们这帮手持红缨枪的顽童，只嚷“阿弥陀佛”。从狮子庵沿峒河上溯约20公里处，便是盘旋而上湘川公路段最著名的矮寨公路奇观，在山脚处不过桥，从桥右边斜刺里再往深山里走上几里路，便可至风景秀美奇绝、满山挂着瀑布、遍坡飘着山歌、袅娜着万种风情的德夯古苗寨。

　　峒河是吉首的母亲河，发源于花垣县的雅酉镇，汇大、小龙洞水后成峒河，以峒取名，从西向东流经矮寨镇、寨阳乡、吉首市区，于出产“香飘十里，温软八方”贡醋的河溪镇并入沱江、万溶江、司马河水，流入泸溪县境与浦市镇下来的沅水汇合，而后欢欢喜喜地涌进洞庭湖。清澈的峒河在所里穿城而过，聆听了两岸的悲欢，肥沃了两岸的田地，兴隆了两岸的商贸，也富庶了两岸的人家。河两岸有当时所里最繁华的两条街，一条叫东门街，一条叫向阳街。由此称谓，想必外来人大致能判断出两条街的方位。我就出生在峒河边的东门街上，给我快乐而又幸福的童年时光的，就是这条现今依然健在，但面目已然全非的东门街。

　　记得儿时，两岸居民的往来，多是依靠两街的下游处，1955年修建，如今依然屹立在河面上的吉首大桥。两街的上游处，有一条拦河大坝，因此处开阔向阳，故名向阳坝。坝下有一碧绿深潭，每至夏季，我们便去离水面约5米高的坝上，往潭中作跳水表演，很有些所里人霸蛮逞强的英雄气概。涸水时节，水未冒出坝坎，人们为图方便，往往从坝上徒步而过。如遇涨水季节，水淹过坝头，水流咆哮湍急，为安全起见，人们便从离坝下游约四五十米的一处渡口乘拉拉渡而过。

　　河边最热闹的场面是洗衣。不论是晨曦初露的清晨，还是月上梢头的夜晚，捣衣声此起彼伏。真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白日风光好，夜色令人醉。河边总是笑声、歌声、捶衣声，声声入耳。妇女们将洗好的衣服就晒在岸边高处向阳的石头上，五颜六色，时有白鹭、喜鹊、麻雀、丁丁鹊等飞来歇憩，水面、河岸那奇妙的光，稀奇的色，展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岸边的洗衣石、晾衣石，或许是阅历深浅不一，呈现出黑、灰、青、赭等各种颜色，大如门板，溜光圆润，像是摊开在河边的一部部记录所里人沧桑，且版本传说不同的“石头记”，如果有定力对着这些活化石来一番深入研究，一定能从中读懂所里人的生活与精神。

　　从吉首大桥上溯，两条街沿河蜿蜒了约一公里，东门街在渡口码头处毅然向左一拐，由关厢门、文昌阁、厂坪跑进城里去了；向阳街则继续上溯，经渡口，过向阳坝后，轻轻地向右一转，沿另一条岔河———文溪河经光明新村、卫东大队、五里牌，便跑到荒郊野外去了。一座红墙青瓦的伏波宫建在文溪河与峒河交汇处的水畔，上世纪七十年代衰败过一个时期，新世纪以来，出现了新气象，特别是河面上被黄永玉先生分别取名为“肥、爱、花、醉”四座人行景观桥的架起，那座伏波宫更是得地势风水名人之利，随桥而声名鹊起，周边唱戏的、下棋的、划船的、对山歌的、休闲散步的，还有做杂七杂八小营生的，挤满了河街，人气较之过去兴旺了许多，此处河面宽阔，波澜不惊，游人如织，为峒河湿地文化艺术公园美景之一。

　　快乐的童年是幸福的，幸福的时光总是让人难忘的，而每当回忆起那些令人难忘的时光时，又总是那么令人陶醉。

　　河边的两条街，我都用童年的脚步，一步一步丈量过，留下了许多惊喜、欢乐，自然也有伤感、孤独和冷落。那是无拘无束的时光，那是自由欢畅的时光，那是亲近自然的时光。每至夜色降临，头枕峒河的流水声，从不厌烦地听母亲重复着讲一个又一个童话故事，那情节、那人物、那寓意的思想都深深地烙在了我幼小的心灵里。那种清新，那种童话式、魔术般的乐趣，永生难忘。当然火炕边的记忆还有很多，如那些从大兴苗寨放排下来的，喜欢拿我玩笑而为人又十分憨厚的排匠们，那在煤油灯下，枕着母亲的膝盖，看纺车的转动，听麻线穿透鞋底刺啦刺啦的声音，和远处深夜里的犬吠及小河流水的叮咚……

　　吉首城内的街边、路边、水边，到处都有几人抱不住的大树，尤其是马路边上那一排排高大的苦栗树，上面结满了籽，树的主干以上枝叶重重叠叠，让道路绿荫满地。树上有鸟窝，一到夏天，麻雀成群结队，密密麻麻歇满了树枝，叽叽喳喳，热闹非凡。大人们说，这是麻雀在开会，意见不合吵起来了。整个夏季除非落雨，它们似乎天天在吵，就没有过意见统一的时候。枝叶上常爬满了肥硕的蚕青虫，肥头大耳，颜色如绿叶一般青翠，大人们常拿了去做钓耳。爬树摘苦栗子、捉青虫、掏鸟窝，是我们每天必修的功课。为爬上树去，省力简便的办法，就是用根麻绳打上死结，套在两脚踝之间，靠绳附着在树干上的力量，支撑着我们幼小的身躯迅速蹿上树去。我们的爬树就是这样学会的。秋天，有工人会砍下树的枝枝杈杈，我们便争抢着拖起往自家屋里走，拿它们当柴火烧，而让我小小心灵更为好奇的是，为何每临到冬天，工人们都要用石灰水把靠近树蔸的一大截树干抹得白晃晃的。现在城里路边上种的都是观赏性较强的树木了，身材魁梧但“颜值”不高的苦栗树早退出了历史舞台，自然再也看不到昔日麻雀开会争吵的热闹场景了。

　　城区西郊的西门岗，较为偏僻，听大人们说是豺狗出没的地方，为管束孩子们的玩性，大人讲了许多令儿童毛骨悚然的古怪故事，特别是那恶狼血淋淋的长舌、绿荧荧的眼睛，至今还浮现在我那颗喜欢稀奇的大脑里。以至于，在那个缺电少灯的年代，天一麻麻黑，我们便都带着满头大汗和一身脏兮兮的衣裤往家里跑。不是怕人，而是怕鬼、怕狼、怕熊娘嘎婆。

　　每至清明前后，暖风吹绿了山坡，吹开了花朵，吹软了柳枝，可退下一截完整树皮管，做成柳哨，放在嘴边，呜哇，呜哇地乱吹，还有随手可取的葱管、树叶都是我们放飞梦想的鸣笛。用少许水和起一坨从冬眠中苏醒的泥巴，将其揉搓成方形或圆形，中间掏空、掏空、再掏空，壁越薄越好，而后对着掏空的中心哈上一口“仙”气，奋力往岩板上一摔，随即“叭”的一声脆响，炸起个大洞。那拙朴的泥巴，带给儿童们天真烂漫的快感，是怎样的一种质朴而又快乐的心情啊。

　　上世纪七十年代，站在河街边还可目睹这样静美的风景：从吉首大桥溯流而上，沿岸相对而立着一幢幢富有湘西民族建筑风格的木质吊脚楼，参差错落在河岸边青石上的木柱子，用它们粗壮有力的身躯，靠着脚下磐石的力量，支撑着一个个楼里居住的朴实可爱的人家，不论日晒雨淋，也无论是洪水冲刷，它们一年四季时时刻刻就这样长久地立在原地纹丝不动，担负着自己应负的那份责任。吊脚楼临河都开有窗户，站在窗口能望见水底往来闲游的鱼儿，和立在河边头戴斗笠、身背鱼篓奋力扳罾的渔夫。屋檐下的竹篙上常晾有洗好的衣裤、婴儿的尿布、自制的腌菜以及怄在柜子里有些潮润了的棉絮被褥等，色彩斑斓，迎风招展，河街的居民们用自己一种自然随心的习惯方式，装点着两岸的景致，不经意间展示出所里人各自对生活的偏好喜爱和独特的民族风情，给人一种极其愉快地原生映像。人影、桥影、河面游来游去的水鸭子、河中央穿梭往来的船帮上栖息着几只嘴尖而长的鸬鹚的小舟，还有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两岸沿河的吊脚楼，波心荡漾，淡墨浅韵，随风涟漪出梦一般的景象，那是怎样一幅令人心醉而又泼洒着淡淡忧郁的水墨画卷。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场大火，把河边的吊脚楼焚毁殆尽，这幅爽人心目的水墨画卷从此不复存在，这峒河山水之间，也永远无法再现那温润如水而又带有一些幽怨神情的山城风景了。

　　童年，是花，是树，是芳草青青的河边，是留不住的回声，是许多稀奇古怪的梦和渐行渐远捕捉不到的美丽。

　　但无论怎样，在我的脑海里，童年是所里———我心中那片永远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