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龙

　　致力慈善 大爱无疆

　　廖名缙当选国会议员之后，移居京邸。此时，大水灾虽然已经过去，可城内外遍布困苦儿童，境遇非常悲惨。于是廖名缙在报纸上撰文，向社会发出慈善倡议，希望有条件的人能收养一些孤儿，给他们一个家。

　　这一天，熊希龄来看廖名缙，告诉他，孤儿被认领收养了不少，但目前仍有上千的孤儿无家可归，无人认养，因此他想利用这次大水灾筹集到的余款，自己个人再捐献一些，建一座慈幼院，将来用于长期安置社会上的穷苦儿童。廖名缙一听，盛赞此举“乃千秋善业矣！”同时他建议在慈幼院内设置教室，招聘一批志愿者老师为他们义务授课，让孩子们在慈幼院不仅能栖身温饱，且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熊希龄听罢连声称“好！”

　　1918年10月，徐世昌被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他“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国内局势得到一定的缓解。熊希龄将计划建立慈幼院的想法向徐世昌汇报之后，得到了他的支持，同意将香山静宜院那一片当初的皇家园林划拨给慈幼院。熊希龄大喜，立即开始规划筹备，次年二月正式动工修建。

　　1920年1月，廖名缙的留日同学、好友杨昌济先生在北京病逝，因其家境困难，廖名缙与胡适、蔡元培、梁焕彝、毛泽东等人一起在北大日刊上联名刊登募捐启事，为杨的后人筹措资金以渡生活难关。

　　是年7月14日，一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之间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的“直皖战争”在京津地区爆发，引发了京城内居民们极大的恐慌。而此时二届国会会期届满，廖夫人觉得北京并非乐土，想起长沙那边的田园荒废已久，因此希望廖名缙离京返湘。于是廖名缙辞别了熊希龄夫妇后，于当年8月携家小南下返回长沙。

　　廖名缙返长后不久，夫人邓继梅染病，是年冬在湘雅医院去世，终年三十二岁。夫人之殁，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夫人十九岁嫁他，原本在周南女中就读的她，为廖名缙而放弃了学业，而且这么多年来，他在外四处奔波，家中一切全是夫人为他打理，还为他生了一儿两女，而自己却没有给过她一天舒心的日子，每想到这些，廖名缙总是对夫人怀有深深的内疚之感。

　　正当廖名缙情绪低落，每日里借酒浇愁时，远在北京的熊希龄得知了他的近况，于是致函邀请他去北京，出任香山慈幼院副院长。于是廖名缙于次年春携三个孩子盛杭、盛迁、盛宁及老家人师荷生再返北京。在北京，他除了担任慈幼院副院长之外，还担任评议会主任，定期与蒋梦麟、胡适、张伯苓、李大钊等当时著名的教育家一起探讨慈幼院的办学方式，以致香山慈幼院成了当时办学设备、师资力量及办学方式最好的学校。

　　北京香山慈幼院从婴、幼儿教育，到小、中学教育，再到师范、职业教育，还有实习工厂，规模庞大。熊希龄社会事务多，整个慈幼院的管理基本上都交给了廖名缙。廖名缙每天忙于慈幼院的工作，家中无人打理，老家人师荷生毕竟年事已高，因此他既要为父又要为母，每天过得很累。于是熊希龄托人给他介绍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任兰芬女士。半年后他们喜结连理，一年后添了一个女儿，由于这孩子出生在慈幼院，因此廖名缙给她起名廖盛慈。

　　任兰芬曾有过一段婚史，身边还带着一个女儿，加上廖家已有三个孩子，现在又添一女，家中虽然请了一个保姆，但仍然忙不过来，因此她只好辞职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全身心料理家务。但是由于慈幼院的工作属于半义务性质，收入不高，而廖家大人孩子加上保姆和老家人总共有九口人，因此廖名缙又接受了一份兼职工作，任九世班禅活佛洛桑土登·曲吉尼玛驻北京办事处秘书长。这份工作虽是兼职，薪水也不高，但还是让家中的生活改善了不少。

　　稿失妻亡  连遭打击

　　廖名缙晚年研究佛学，凡有重大佛事必与熊希龄同往，北京法源寺、山西五台山、南京栖霞寺等地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并常与近代佛学大师太虚大师有电函书信往来，海刊四卷三、四期分别刊载有太虚大师《酬对与廖笏堂先生书（二通）》。一次太虚大师托适适居士转寄给廖名缙诗四首，廖名缙以原韵回赠《韵太虚法师》四首。此外，廖名缙还经常与文人雅士一起出游。一次与近代艺术大师、他的画友陈师曾、齐白石等人同游莫愁湖，陈师曾赋诗一首《廖笏堂招饮莫愁湖上，赋此为谢》，还有一次几人同游奕山庄后陈师曾再赋诗《赋奕山庄四咏为廖笏堂》，这两首诗均已收入《陈衡恪诗文集》。

　　1924年上半年，廖名缙的小儿子出生了。此时他已于一年前辞去了慈幼院副院长的职务，受聘于《平民新报》任主编，因此他给小儿子起名廖盛平。小盛平的出生，令廖名缙喜出望外，认为这是廖氏一门之幸，因此忙里偷闲开始编撰起廖氏宗谱来。1925年上半年由廖名缙编撰、熊希龄作序、赵尔巽题写谱名的《楚南邵辰廖氏宗谱》由北京慈祥工厂印出之后，他突然想到，自己即将年届花甲，是时候将自己一生中的著述付印出来了。于是，次年春他抽空回到长沙家中，将原来已经整理的几部书稿《百槲溪堂文集》、《百槲溪堂诗集》、《西山枕石集》、《秋湖集》以及译著《时代思想之权化》等以及尚未来得及整理的一些其他手稿和日文军事译文一起放在一口皮箱中，准备带回北京全部编辑整理之后仍由北京慈祥工厂付印。可是万没想到的是，当火车行至武汉时，廖名缙发现装有手稿的皮箱已然不翼而飞了！当即他发疯一般在车上到处找寻，最终一无所获。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座位上，怔怔地望着车窗外，不吃不喝不睡一直到北京。

　　一生的心血从此化为乌有，一箱子手稿杳如黄鹤，这样的打击使廖名缙一回到北京就病倒了。熊希龄、胡适、齐白石、任福黎等朋友都来看他，安慰他，开导他。经过几个月的调理，加上朋友们的开导，廖名缙又勉强从病榻上爬起来照常工作。但在夜深人静时，他只要一想到自己遗失的手稿就心如刀绞，彻夜难眠。

　　常言道，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廖名缙的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时，另一件事情又将他击倒———他的第三任爱妻任兰芬又突患急病骤然离世。他坚持着料理完夫人的后事之后又病倒了。可是家中一堆大大小小的孩子，眼巴巴地盼着他康复，因为他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于是廖名缙在病榻上躺了几天后又再次爬起来工作。

　　是年冬天，天上飘着雪花，气候寒冷，可是廖名缙却突然来了兴致，他跟熊希龄说想去汤山赏雪。熊希龄本来担心他的身体很虚弱，怕他经受不起寒冷，但因快一年来没见到他有如此雅兴了，因此还是邀上任福黎一起陪着他去往汤山。那一天，这三位当时名震京城的“著名湘绅”身披大氅，拄着手杖，在小汤山皑皑雪景中留下了一幅十分绅士、十分贵族的合影，这也是廖名缙一生中最后一幅照片，可惜这幅照片跟他生前的所有照片都在“文革”中被焚毁。

　　抱憾离世 参星陨落

　　令熊希龄和任福黎想不到的是，在小汤山还兴致盎然的廖名缙回到家后就病倒了。按说廖名缙文武双全，武功精湛，曾领兵鏖战于枪林弹雨之中，这样的天气，受点风寒对他来说应该影响不大。可是一来他毕竟已届花甲之岁，更主要的是，这半年多来他的身心连受打击，健康已经受到了严重摧残，变得十分虚弱。刚开始他并不当回事，每天照常爬起来工作，因为一来他比较任性，觉得只是偶感风寒不是什么大病，自己能扛得过去；二来他得挣钱养家，因为家中还有一大堆孩子，特别是五岁的盛慈和三岁的盛平特别依赖于他，需要他的照顾。

　　但是到了3月7日早晨，廖名缙再也爬起不来了，整天发烧，迷迷糊糊。惊惶失措的老家人师荷生赶紧去香山向熊希龄报告。熊接报后大惊，立即请了北京城最好的大夫施今墨。可是待施大夫赶到廖家为廖名缙把脉之后，他连连摇头，原来廖名缙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回天乏术了。三天后，也就是1927年3月10日卯时，这位武艺高强、博学多才，曾为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于枪林弹雨中浴血搏杀，曾为湖南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辛亥革命老人，带着深深的不舍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膝下五个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儿女……

　　廖名缙去世的一切后事都是熊希龄操办的，他把三个大孩子安顿好之后，将五岁的盛慈和三岁的盛平留在慈幼院亲自照顾。一天，熊希龄坐在思源亭中，看着正在园子里跟别的孤儿们开心玩耍的盛慈盛平姐弟俩，想到廖名缙这一对可爱的儿女一个月前还在父亲的呵护下撒娇，如今却也跟慈幼院别的孩子一样成了孤儿时，他不禁悲从中来，凄然泪下。

　　独自悲恸了一阵之后，熊希龄悄悄擦干眼泪，把姐弟俩叫到自己跟前，拉着他们的小手，慈爱地轻抚着他们，关切地问了一下他们的近况。不料姐姐盛慈说出一件事来令熊希龄得到一丝安慰。盛慈说，就在父亲去世的那天清晨，她被众人的哭声惊醒，突然看到墙壁上有一个人影，头发呈螺髻状，右手拇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枚圆珠……

　　当晚，熊希龄坐在桌旁，拿出廖名缙的照片，怔怔地看了半晌之后，在照片背面题了一首诗：“六十一年此幻身，生生灭灭劫中尘。君今以证菩萨果，犹现金身慰故人。”原来廖、熊二人晚年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从诗中之意可以看出，熊希龄听了小盛慈的话之后，认定廖公在尘劫中业已修成佛身，故而题诗以表达巨悲之后的一丝欣慰。两年后，熊希龄出版诗集《双清集》，特意让年幼的小盛慈题写书名，以表达对故友的怀念之情。

　　八十多年后，就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廖名缙当年遗失的手稿之一《百槲溪堂文集》（五卷）竟然惊现台湾，以印影件形式被编入《民国文集丛刊》正式出版发行，此书也成了他唯一传世的作品集。不知这些文稿从当年在火车上不翼而飞到八十多年后的正式出版，其间有过怎样曲折离奇的经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