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慧

　　记忆中的二公六十多岁，比祖父小不了多少，有女无儿。人民公社那会儿，生产队安排他放牛。放牛较出工舒服，而且可以挣工分，一般都是照顾老弱病残的人做。二公家里是二婆当家，大女儿、二女儿都出嫁了，家里还有一个十几岁能干的小女儿，一家三口，负担不重。二公既不要出工，又没有当家的烦恼，便如一个闲人。我打小在家时，常常看见他左手拿着一把弯月形的割草刀，右手拿着一根只扬不落的木条，哼着小调，不紧不慢，悠然地沿着山脚的田埂路，跟在牛后面上山去。别人赶牛上山，总是不停地用木条子抽打牛的屁股，催牛快走；二公赶牛却一点也不急，牛走得慢了，他只一味地扬一扬手中的木条，吓唬一下，他心太善良，舍不得打牛，怕把牛打疼了。别人放牛总要拼命地砍柴割草往回挑，他却不当一回事，有时扛一根小枯树，有时挟一把干草，有时甚至什么也不带，拐脚拐手地跟在牛后面回来。早上拿的草刀硬是没被他当作砍柴割草用，除了去荆棘中赶牛时披荆斩棘外，多数搭在手肘上，或走、或站、或坐，唱那别人听不清也听不懂的歌谣。别人挑柴背草赶牛到家开始煮饭了，他才不慌不忙地从距村一里外的山坳上露出身影。渐渐地，别人放的牛都那么瘦，唯有他放的牛膘肥体壮，大概是吃草的时间长一些，吃得多一些、饱一些的缘故。其实生产队的牛吃多吃少、肥壮与瘦弱，也不会增加或减少工分的，他却从不去想这些。清苦的日子他似乎没有感觉，时时像神仙一样地安然自在、快活地活着，村里人背后都叫他“神仙二公”。    

　　二公屋后有几杆水竹，每年秋收前，他都要抽空坐在门前的坪场上编织自家用的格筛、簸箕、鸡儿笼、鸭儿笼等，偶尔也多编几个拿到市上去卖，换几个油盐钱。二公竹编手艺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很差，他编的竹制品用青篾，结实耐用，有时还为队上编。二公住的村子离县城中心不过十来里，按说应该是城郊地带，也算是半个城里人吧，消息也该灵通、条件应该比较好。可惜二公住在一座山坡上的小盆地里，村里人把进城叫“下街”。他们下街要先下十五分钟的山坡，坡脚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沿河而上进城的公路约5华里。下街回家先走半小时的公路，再爬半小时的山坡。半座山把十里地隔成了城乡两个世界，村里人过的是清苦的日子。

　　下山的路像从山上放下的一条青灰色的软梯，被风吹动，软梯的中间呈“S”形轻轻地搭在两个小山脊上。那时候，生产队天天要出工，晴天有晴天的活，雨天有雨天的事，很少有人经常下街，上坡下坡都是匆匆忙忙的，没有几个留意这条曲曲折折的山路。    

　　也有勤快的人在收工之后，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些菜，十天半月让老人或小孩下街去卖一回，挣几块钱。二公卖菜有回数，常不知行情，进城的路上，逢到有人买菜问他：    

　　“老人家，菜多少钱一斤？”    

　　“你讲多少钱一斤？”二公商量似的回。    

　　“我问你呢！”    

　　“好久没下街来，不晓得行市，你讲多少就多少，你莫还会混我？”二公笑得很谦和，好像他卖菜不是为了赚钱。    

　　“一角五卖吗？”    

　　“一角五就一角五嘛！”二公便取秤了。    

　　乡里人菜季迟，偶尔也有卖不出去的时候，你再便宜，没有人问也是枉然。那时候不兴叫卖，认为叫卖是派上人家，下贱。逢此，真是左右为难：送别人，用血汗种出来的东西，心痛；挑回去，百、八十斤的，上山不易不说，回家吃不完也会烂掉。买菜的人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些，卖菜的也没办法。碰上亲朋熟人送上几把，也只好挑回去，一担菜一天工换不回几个钱，谁也怪不得。    

　　二公也有没卖完挑菜回家的时候，路上逢人只说菜不好卖，到家自然要被二婆埋怨。与二婆相对，二公一般不说话，没气的时候，任你啰唆，从不吭声，该干什么干什么，或者在家里、或者出门。二婆是急性子，嘴狠，每回骂“死老鬼”，都越骂越气，肚子里常憋着气出不完，便常常吵架。    

　　有一回炒菜，清炖红萝卜，二婆掌锅铲把，二公在灶门前坐在矮小的狗儿凳上烧火。开始时二婆说要烧旺火，二公便放块子柴；过一会儿，二婆说要文火，二公撤柴换草，不到半分钟又说要旺火，二公立即换草烧柴，一声不吭地奉命行事。后来萝卜汤炖干了，萝卜糊了，二婆甩了锅铲把便骂：    

　　“烧死烧路！你喊他烧小火，他耳朵扎茅蚍了———快吃去！”    

　　“你吼死路！都是你，一会大火一会小火。你是炖山珍海味？名堂那么多。火又不是泥巴坨，要大就大、要小就小，怪我呢！”这回二公来气了。

　　二婆却倏地笑了，边笑边骂：“几十岁的人了，火都烧不好，下回不要你烧了！”    

　　“我喜欢烧得很！”二公气不打一处来，甩手出门去了。    

　　村里人都说二公怕二婆，二公也不理会。有时二公来气了，操了家伙要打架，二婆又软了，干脆也出门去了，留下二公在家生闷气。    

　　1981年冬天包产到户，牛分到别户了，二公不再天天上坡放牛，倒是经常下街去卖菜了。菜比往日好卖多了，有时一斤菜比以前多卖几毛钱，无奈二公家地少田远，种不了多少。他便改行，编织起竹器来，逢赶场时拿到市上去卖，慢慢地手边家里宽裕了些，有了一点积蓄。不料1983年的夏天，二婆无缘无故地得了一场大病，医生说是伤寒，好好一个人几天就变成了黄皮寡瘦的老婆婆了。二公叫上小女儿在医院照料，自己挑了几个烘罩、格筛去市上卖。可是到了市上，他好像第一次发现不知从哪儿冒出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竹制品堆成了小山，品种多、质量好，而且美观大方，他们整天守在市上、吃在市上、住在市上、拉在市上，而且一个个不急不躁，心安理得。二公第一次这么心急，第一次这么心慌，就像一个有急事的人所乘坐的公共汽车在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出故障了。傍晚，当他挑着一个也没有卖出去的竹器回家，爬着那曲曲折折的“软梯”时，有一种晃荡的感觉，有一种“青春不再”的悲苦。    

　　二婆住院几乎花完了二公家的积蓄，二公不怨，因为二婆好了，总算舍财免灾吧。冬天，二公的小女儿结婚，找了一个话少脑子活有文化的女婿入赘。二公东挪西借，办完这件大事，又天天上坡去了。    

　　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几年没有回家、在城里工作的我，携妻儿回到久违的家乡，惊喜地发现下山的软梯变成了绸带般的盘山公路了，二公家青瓦房变成了一栋两层小洋房了。    

　　晚上去探望二婆，二婆已七十多岁了，我问她卖什么发财起新房了？她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你满姑结婚的第二年，你二公天天吃了饭没事就上坡去，到坡上的岩洞里打石头，一天搬几坨回来，还经常叫你满姑爷帮忙，后来就拿钻子天天地家里敲呀、挫呀，说是砌假山，后来拿到市上去卖，一盆卖几十块钱呢，再以后就有人上门来买。之后你满姑爷进城打工，一个月两、三千块钱呢，家里又栽了一些柑橘，赚了一些钱，就把房子建起来了。”    

　　我为二公家高兴，遗憾的是二公已于去年冬天去世了，听人说村里修公路时，二公天天扛了锄头或铲子出义务工帮忙，他觉得参加修路是为子孙积德的善举，每天天麻麻亮就出门了，天黑了才进屋，路上边走边哼着他那别人听不清也听不懂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