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人

　　痩月，如梳，静默于凌晨三点的苍穹。醒来，我悄立阳台，仰首向天，满心满怀的，是梦境里浓浓的还丝毫不曾淡去的苍凉与酸涩……

　　街头，昏暗的路灯下，瘦小如十一二岁小孩的大姐，虚弱地歇坐在街边扶栏旁窄窄的石沿上，还扎着输液贴的右手抖抖瑟瑟地抓着一块蛋糕，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定是饿极了，她饱口饱嘴地塞着蛋糕，没有牙齿的腮帮子与蛋糕一起随着无牙的咀嚼而夸张地左右扭动。那张平日里塌陷的二指瘦脸，因此而显得有些饱满。大姐一边咀嚼蛋糕，一边抬头用灰暗的眼神望着我……

　　这是梦。其实，这又不是梦。这是前些日子的一个晚上，我和外甥女晓慧搀扶着大姐从县人民医院的血液净化室做治疗出来，小憩在县城小憩公园旁边的情景。

　　大姐在我们兄妹四人中最大的，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她就大病一场，导致聋哑，此生没有机会说过一句话。后来，她勉强用手势，与外人有些许的交流。许多时候，大姐一番强烈的诉说，换来的是外人的一个摇头，或者摆手，甚至于厌恶地呵斥。大姐的忧愁喜乐，疾病伤痛，没人顾及，除了那位永远也不嫌弃她的老母亲。六十年来，大姐没有去医院诊查过一次身体状况。几天前，外甥女打电话说她母亲病倒在床上，发烧还呕吐，吃不下东西。我催促她带母亲住院。电话那端，外甥女弱弱地回复是：需要借钱。在县中医院住下院来，检查结果出来———尿毒症！传统治疗几天没有任何改善，当自己周日从扶贫村宿村回来，急急忙忙赶到医院，医生对大姐的病情及治疗建议是：病危，尿毒症，肺心功能不好！急需血液透析！否则……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电话联系了县人民医院的内科赵主任。他正好值班，建议快转来做血液透析治疗。急诊转院到县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室医生评估病人情况太差，严重感染，休克血压，建议速转州人民医院救治。从来不给我们添麻烦的大姐，一旦需要我们帮助，却是濒临死亡的紧急求助！

　　大姐家共两人，姐夫也是聋哑残疾。外甥女外嫁，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尿毒症的治疗费，来回医院的车旅费……外甥女犹豫了。“及早做决定，给我们医护人员时间！王姐，病人有治疗价值的！”赵主任诚恳地催促我。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好！”我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有份心酸的坚定，“我们转州人民医院！费用我来承担。”

　　我在家我排行最小，小时候，家人都昵称我“老满”。听母亲说，我生下来的三个月里，哭闹不止，不分白天黑夜。家里人烦透我，除了母亲舍不得外，就只有大姐不嫌弃了。或许，是我的哭闹她听不见吧？那时候，在生产队，“工夫王”的母亲放队里的牛，泼了命一样地上山进谷割牛草，“闯工分”。大姐就背着我，忠诚地跟随在母亲后面，穿梭在荆棘丛林里。风过处，山芭茅万头攒动，似在伴奏助威，为那个惊天动地的哭叫声，总有一个焦急万分的“啊～啊”的安抚声。一天下来，母亲肩扛着近一百公斤的牛草钻出荆棘林，汗湿衣襟，蓬头垢脸。大姐也是筋疲力尽。背篓里的哭叫终也是声嘶力竭。几乎，每一天，重演着这一幕。小时候，每次听母亲讲这些以前的故事，我心里总暗暗地决定：“有一天我长大了，一定要照顾大姐，回报大姐！”工作后，忙得昏天黑地，几乎忘了有恩与疼爱着自己的亲人，偶尔闲下来，想：你们等我不忙了，条件再好一点，定来回报…… 

　　救护车拉响急促的警报，带着我们往州人民医院疾驰。大姐虽然精神极差，但始终没有睡着，不时抬眼想看看车窗外，想知道我们将要带她去何方。输液管因为急剧的车速，大幅地摆动着。坐在担架旁边的我，俯下身，左手固定住输液管，右手握住大姐枯枝般的手。虽然，我们是血脉相连的手足，但是，几十年了，我们姐妹何时曾手心相对，两手交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彼此的体温与脉动？而且，这一握，是生死相携！泪，滑下了面颊，我在心里默默恳求：“大姐，请紧握我的手，跟着我走！老满一定救你！”

　　大姐刚住院的第二天清晨，老母亲对正在漱口的我说：“你大姐的病可能好不了了。昨天窗外有猫到哭。”母亲是个农村人，大字不识，极相信万物有灵。“猫儿经常有叫。”我安慰道。晚上，已经躺下的我，又从自己的卧室走到母亲床边，玩笑地说：“今天，陪老妈睡一晚！”我知道，八旬老母对大姐的病很揪心，不能安眠的。果然，母亲说：“我们母女说说话好，这样的机会也不知将来还有没有。我这么些年受着病痛，死去活来地坚持着不肯走，是因为舍不得你造孽的大姐。如果我走了，你大姐受难了回娘家，谁为她开门？……”我坐靠在床头，装着摆弄手机，不以为然地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再苦再难，大姐也希望多活些日子吧？建档立卡户，医药费政府出大头，其他的我来负责。”

　　其实，我心里明白地知道，又聋又哑又瘸的大姐，这六十年来受了很多的苦。这些年来，无论酷暑寒冬，大姐总高一脚低一脚地上山翻扒，山上出什么野药材、野果子，她都要摇摇摆摆地去采摘，金银花、山药、三步跳、枞菌、板栗子……每次，她都一点一点背回来，老母亲就拄着拐杖给一点一点翻晒在院子里，聚集起来。丰收的时候，一两个集市时间，大姐的山货还可以卖十几二十块钱，买自己的鞋袜是没有问题的。大姐秉承了我们王家勤劳的优良传统。就在她住院前四五天，我去乡下接母亲的路上，还看到她坐在烈日下的路边抽柴火。停下车来，我跑去递给她几串葡萄和几个桃子。大姐依然坐在路边的草丛里，拍拍手上的柴渣，将水果放在衣兜里，指着自己的胸，比划着，喃喃着。见我没反应，她也就作罢了，抓了个桃子，吃了起来，很饥渴的样子。明晃晃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大姐好似没有感觉这天气的酷热。我怎么也意想不到，几天后大姐竟然倒床住院，诊断是致命的尿毒症！当时的大姐，一定是病着的，她其实是想告诉我，她身体不舒服！

　　大姐胆子很小，总是怯怯的，包括回娘家。有一次，她不知又受了什么委屈，摸黑回乡，不敢敲门进屋。她悄然守候在大门外，不知有多久。已然上床休息了的母亲，感觉心里不踏实，起来拉开大门，蓦见大姐靠在大门口的水泥扶栏上，瞪着那双欲言又止的眼睛…… 

　　老母亲糖尿病近十年。在老家，她经常卧床不起。年近六十的哑巴大姐，就摇摇摆摆地从外嫁十多里的村子回娘家，主动承担起照顾老母亲的任务。每次离开前，大姐必然从村井里半桶半桶地提水回家，蚂蚁运粮食样地帮老父母的水缸备满。没有说一句话，也说不出一句话，大姐离开时，用手指指村口的远方，无声地告诉母亲她要回去了。一直以来，老母亲最大的愿望是大姐先她老人家而去，那样才免得大姐留在人世受苦……

　　深夜十一点多钟，救护车驶进了让我们充满希望的州人民医院。曾在医院工作二十年的我，第一次对医院有如此深切的感受！我们满怀期待地将大姐抬下救护车。但是，急诊科值班的医生却爱莫能助地告诉我们：没有床位了，连洗胃室也住满了病人。怎么办？难道，我的大姐，真的没救了？我拨打一个又一个有可能获得帮助的电话。深夜十一点多了，又有谁还能接通电话呢？不是关机，就是无人接听。终于，有个同学的电话接通了！走，市人民医院！我们将大厅里担架上的大姐重新推上救护车……

　　吉首市人民医院，将大姐从生死的悬崖上拽了回来！但肾病科的周主任知道我也是同行后，很中肯很含蓄地告知我，大姐病情的严重性，以及治疗预后的不容乐观。我很明确，很诚恳地对周主任说的：“大姐原本就受尽委屈，我不能在治疗这个环节，让她再受委屈，我会尽力的。更何况政府对建档立卡户疾病救助的政策那么好，作为扶贫工作队员的自己，怎能不让自己的大姐去争取救助治疗的机会？我就想，多续一天手足缘分，同时让大姐的女儿，能守在母亲身边，多敬一份孝心，让我的老母亲也多续几天母女缘……”作为同行，周主任感慨不已，决定积极支持我的决定。

　　仰望苍穹，默默祈祷，希望大姐与我们的缘分久些，再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