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正望

　　哥离开我已有10多年了，对他的思念，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冲淡。记忆里总是缠绕着与他共同生活的情景，而最难忘怀的是儿时和哥拣煤渣的日子。

　　上初中前，家中光景不是很好，经常与哥去拣煤渣。所谓拣的煤渣，也称“二煤”，是工厂锅炉里烧过而未烧尽的煤。拣来后，到需要煤烧的小旅馆、小饭店去出售，换点油盐钱贴补家用。当时“二煤”的价格，大概能卖到10元钱100斤，碰到好买主，100斤还可卖到十三、四元钱，当然也要看“二煤”的成色来。

　　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哥就要起来，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去附近工厂倒煤渣的场子拣“二煤”。上世纪70年代初，像我们这样起早拣煤的人家很多。因此，要争个好塘口拣较多的煤，须得打早抢在别人的前头。爹娘并不要求我去，但也不反对我去。所以有时哥喊我一起去，我也和他一样，提着一只撮箕，里面放一根约一米长的粗铁钩和一把短约20公分的小手锄，当着玩一样地跟着去了。

　　到了煤渣场的时候，三五一群，四五一堆，早已站了许多等煤的人，别人先占的地方是不能去的。哥很有经验，挑了个没有人占的、而又很便于“抢煤”的塘口。哥和我蹲着开始等待。在等的过程中，他教我刨煤时要注意安全，还有如何辨认哪些是烧尽的煤渣，哪些是没烧完的煤渣等常识。这没烧完的煤渣里面又有等次之分，和烧尽的程度有关系。他极认真地履行做哥哥的职责，再三嘱咐，要我把裤脚扎好，防止被还在燃着的煤渣烫伤了，他常常不放心，会亲自动手帮我扎实，懂事得像个大人，其时他还不到15岁。对于哥哥的话，我都一一记着。

　　约莫等了一个小时，天刚麻麻亮，工人们开始拖煤渣来倒了，因围拢的人较多，工人师傅边走边喊：“让开点，让开点，小心疤着，煤还在燃！”大家闪开，让出一条仅容翻斗车通过的窄道。“哗啦啦”一倒，大家便蜂拥而上，先不管燃尽不燃尽，一律用长铁钩将新倒的煤渣往自己占的场子里刨，刨成一堆，刨得越多越好。我学着哥的样子和哥用力刨着，有的煤渣里还溅出火星，不消几分钟，一堆煤渣就被分刨成许多小堆了。不一会，工人师傅又拖来一车，大家如法炮制，又是一番瓜分。

　　每天早晨，工厂大约要倒5至6车的煤渣。我们刨得最多，旁人都很妒忌。这时，天已大亮，拣煤的人互相一望，都忍俊不禁哄笑起来，原来大家只顾着抢煤，都变成乌鸦脸了，只剩下两只眼睛转动时还有点白色，揩把鼻涕全是黢黑的煤灰。于是相互取笑，开始抢煤时紧张的气氛又在互谑间有了点轻松快活的气息。煤还有些热气，不过火都已熄灭了。我望着和哥刨的这一大堆煤渣，心里非常高兴，来不及清洗满脸的煤灰，便拿起小手锄开始翻刨煤渣堆里的“二煤”来了。每刨一锄，煤堆便散发出浓浓的刺鼻呛人的气味，赶紧用手捂鼻子，抓煤的手又把脸抹得更黑。在哥哥的指导下，我拣出了许多“二煤”。我翻过了的，他还要反复翻检几次，尽量不放过一小块。一早下来，赶到上学前，我们每天能拣七八斤“二煤”。

　　哥每天坚持去拣，我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主要是还小，身体也较羸弱，大早起不来，去多了，娘有时也阻止，哥有时也没喊。

　　大约半个月左右，哥就要去卖一次每天积攒起来的约有百来斤的“二煤”，每次去卖煤，他都要叫上我。煤少时，他就用扁担挑着箩筐去卖；煤多时，他便和我拖着板车去卖。哥卖煤很在行，有一些老宾主。经常收我们煤的买主是东方红旅社和红旗门附近开小饭馆的老板，人都很和气。和买主讲价要价我不懂，那是哥哥的事，我只守着煤，在一边等。有时买主还要看看煤的成色，煤的成色好，给得价钱就高；煤的成色差，给得价钱就低。为此，哥哥往筐里装煤时，总要把成色好些的煤放在上面，既好看，又好卖。

　　觉得价谈得合适，他便会和买主一起将煤搬进店内去。出来时，他边扑着身上的煤灰，边拿着一张10元的票子笑呵呵地给我看，算是让我分享，随后小心揣进怀里，到家便交到娘的手上。当然，有些零头哥是“贪污”了的。我知道，娘肯定也知道，不过装着不知道罢了。而哥为了这“不知道”，煞费苦心，地板、墙壁、天花板，甚至瓦片与椽子之间都塞有角角钱。日子越长，收得越多，但是，他从不乱花钱，只是收着。不经意，一天被母亲发现了，只得全数上交，就像积攒的“二煤”一下子全卖光了。不过，倒是为家里生计储蓄了一点钱。搜出来，母亲不是很斥责，哥好像也无怨气，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他每天仍继续起早拣煤，有时叫上我；攒了10来天后继续卖煤，总是邀上我；而零头继续到处收藏，不让我知道。但后来，总是被母亲搜出来，他便疑心是我告发的……

　　拣煤渣的岁月，一直持续到我上初中，换来的一点油盐钱，着实也为家里贴补了些。后来，哥当知青去了，家里就再没有人去拣煤渣了。几十年过去了，同哥哥拣煤渣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不仅因为拮据的家庭分担了生计的艰辛，而且由此总要念起哥哥的许多好来。他的离去是因为一次厄运，一次凄惨的厄运，而时年还不到40岁。每至于斯，枕上的梦痕便会勾起绵绵的思念，总有一滴拭不去的泪水，落在脸上。唉！我那天堂里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