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  鹏

　　现在反赌扫黑已见成效，唯一的悬念是它将持续多久、进行多深？仅仅是揪出过去的大佬、足协的掌门和几个黑哨却不涉及现役中超俱乐部和球员，更没有触及足协之外的高层，反赌扫黑就还谈不上“除恶务尽”，也不能真正撼动利益集团根基。职业联赛更没有出现人们当初预期的“停摆”———效仿马来西亚当年的休克疗法彻查到底。

　　吊诡之处是，韦迪上任以来以一系列新政纲领完全转移了公众视线，足协虽然“拿出了态度”，却大多是机制层面的缝缝补补，尚未触及那个幽暗的体制深渊。

　　其实，已经落马的前任足协掌门谢亚龙就写过一份很靠谱的“万言书”，他不仅道出了中国足球混乱的根源，更道出了中国体育环境的悲哀。谢文中提到四个关键问题，首当其冲就是体制。既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也不尊重足球规律，职业足球体制严重脱离国情，脱离国家的宏观控制，背离了人民群众对足球的期望，长期信马由缰，恶性运行，成了少数人和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第二是人。足球圈的从业者，从足球中心到地方足协，从职业俱乐部到基层足校，由于足球长期失治，秩序混乱，正气不张，业务水平低下，很多人不走正路；第三是大环境。足球的大环境不好，可以形容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盘剥者多，给予者少；第四是足球赌博，它不仅左右职业足球教练员、球员、裁判员、官员的行为，同时还左右着球迷的行为，甚至还在左右高层对中国足协官员的更迭。

　　要解决这些问题，法律必须先行。目前国内对于专项体育的法律法规仍处于空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只有第34条提出体育竞赛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严禁赌博。相应的处罚也只有第51条的模糊规定；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首次明确了足球裁判受贿属于商业受贿，最高可量刑15年，而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最高可判处死刑；相关法律还缺乏细则，这使共犯往往逃脱，如行贿方，至今仍很难受到法律制裁。对于擅钻空子的官员和商人来说，足球仍然是极好的获利工具。以国内足球的黑暗度而言，眼下所打击的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

　　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大背景下，还须正视“管办一家”的体制“原罪”。韦迪上任后曾坚决表示“管办分离”，近期又说须慎重、缓行，不知道这一关乎中国足球命脉的改革何时才能“到位”，而1994年的一马当先为何不能成为今天的精神能量？即便如此，当务之急仍是厉行监管。

　　现今的反赌扫黑不能说成效不大，但就此认定陆俊之后再无黑哨，未免太天真。当“黑哨”再度浮出水面，足协官员要不要被问责？一旦受贿证据确凿，如何严惩行贿官员和俱乐部？在监管制度的完善和制定过程中，政府需要扮演何种角色？司法介入能否成为一项长效机制帮助中国足球乱世用重典？打击赌球能否效仿发达国家如英国的做法？

　　中国足球还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与考验。韦迪上任之后大环境确有好转，王健林也在考虑回来，准备投几个亿用于青少年培养，恒大等地产大鳄也在为中超推波助澜，中国足球仍然拥有广阔的市场并仍然在昭示“灿烂的明天”。不过，这个“灿烂的明天”能早点来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