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浪  摄

　　文/张景良

　　父亲明天就要下葬了,我要陪他最后一夜。

　　父亲的灵柩安放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台上台下摆满了花圈。夜里为他守灵的同事、亲戚、朋友很多，12点钟后，大家吃过了夜宵，之后，便有亲朋故旧提出，要同我一道为父亲彻夜守灵，我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们只好一一离去。

　　没有了喧哗，礼堂也显得格外宁静，于是，我打开电视，用DVD机反复播放着哀乐。紧挨着灵柩，我铺开了凉席，睡在了上面，我头脚的方向，与父亲头脚的方向一致。只不过，父亲在“里面”，我在外面，阴阳两隔！我一遍一遍地呼唤着父亲，父亲却怎么也不答应了。

　　灵柩下,摆放着一个青花碗，碗里盛满了油，一根灯芯草放在里面, 灯芯草的一头“撑”了出来，靠在碗的边缘，在徐徐地燃烧着，这叫点“天灯”,它照亮着父亲通往天堂的路。“天灯”忽明忽暗，我不时爬起来，挑一挑灯芯草。

　　台上青烟缭绕，台下哀乐声声；秋风阵阵吹来，花圈沙沙作响。这是我陪父亲的最后一夜了，任决堤的泪水，打湿我红肿的双眼……

　　三年前，4月的一天，父亲早起时，痰中带血，经州肿瘤医院CT扫描，发现在下咽部分长有一个肿瘤，须切除进行化验，才能断定是恶性的或是良性的。手术相当成功，由于无法进食，主刀专家便从口腔中插一根管子直接进入胃里，管子的另一头戴上一个漏斗，稀饭、鸡汤等营养物质灌入漏斗里，由漏斗流入管子再进到胃里，这样才能补充营养。

　　半个多月过去了，父亲终于能够自己吃饭了，体质也恢复得相当好。一天，父亲问我：“儿子，化验结果出来了吗？”我回答道：“出来了，是良性的，没问题。”他并没有觉察到我是在“骗”他……其实，化验室的李医生早就告诉我了：“你父亲得的可能是癌症，如果有条件，建议您最好借‘标本’到省肿瘤医院去，请专家们看一看，以防万一。你父亲的‘标本’，我和另一位女医生反复检查了多次，最终才确诊是恶性肿瘤的。”

　　一天吃过晚饭，在爬雷公坡时，父亲又问我：“儿子，猜猜看，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回答道：“应该快了吧。”“快了就好，住院真心焦。你也该回去上课了，孩子们的前途要紧啊！”我笑着问道：“爸爸，您怕死吗？”“不怕，死是人的自然规律，我已视死如归，不过，我还是不愿意死，俗话说，宁可世上挨，不愿土里埋，更何况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还要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

　　“五一”前夕，征得主治医生的同意，给医院写上假条后，包了一部专车，我便把父亲送回了泸溪。这时候，当教师的姐姐、姐夫，也放假回来，看望多病的母亲来了。于是，我邀上姐夫，陪我一起去省会长沙，请专家给父亲会诊。当然，这一系列行动都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那位专家告诉我：“病人患的是癌症，必须后续治疗。”

　　“五一”小长假过后，我与父亲回到了州肿瘤医院。这时候，主刀的彭教授对我父亲说:“肿瘤已全部切除掉了，须转入住院部进行后续治疗，问题不大，尽管放心。”父亲爽朗地答应了。转入住院部不久，实施化疗的鲁教授和专攻放疗的雷教授都相继来到了病房。鲁教授说：“明天进行化疗，请家属签字。”这时候，父亲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接着，雷教授说，如果化疗顺利，几天之后，就可以放疗了。接下来，两位教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便离开了房间。

　　两位教授离开后，父亲轻轻地对我说:“原来，你们都是在骗我啊。”之后，便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整个房间的空气好像凝滞住了。晚饭过后，我们又一次爬雷公坡，一路上，父亲已没有了往日的欢乐，他总是反复地说：“唉，我怎么得了这个病？怎么得了这个病？”

　　进行两个月的化疗、放疗等治疗后，父亲终于出院了。

　　之后，父亲一年进行两次复查。连续两年,父亲都平安无事。第三年的第二次复查，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了，还不到三个月，父亲就谢世了。

　　父亲18岁师范毕业就走上了三尺讲台，足迹踏遍了泸溪县的每一个乡镇，直到办退休证的前一天，他还站在讲台上，完成了他最后一堂课。

　　父亲走了，他是带着对亲人的无比眷恋，对世界的无限留恋而走的；父亲走了，他没有给我留下殷实的家产, 留下的，只是他读过的几百本书。父亲常常告诫我：“作为一个人民教师，要不断地充实自己，多读书，读好书，自己有了一桶水，才能倒满一碗水，这样，才不至于误人子弟。”

　　父亲走了，我拿什么来报答他的养育之恩呢？我只有踏着他的足迹，认认真真地工作，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和心愿，才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父亲，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