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人 

　　“可以将您的手机号码留给我吗？”他立在会议室的正前方，微倾着身子，问询着会议室左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医生们，满眼满怀的是殷殷的期待，还有一份掩饰不住的落寞与哀伤。

　　齐刷刷地，其他与会者，台上台下的，几十双眼睛刹那间全部聚焦到被提问的医生们的脸上，屏息而待着答案。沉默，沉默之后不能再继续沉默的时候，一位医生为难地回答道：“可以，只是我的手机晚上十二点后，会自动关机的。”

　　这是一个全球基金支持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项目培训会。这节课主讲的是“HIV（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AIDS（艾滋病）病人的关怀与支持”。刚刚提问的是第三讨论组的组长小阳（化名），一位艾滋病防治工作自愿者，也是一位HIV感染者。他向疾控中心医生提出的问题是：当某人刚刚确诊自己被HIV感染或者患AIDS的时候，在经过愤怒震惊之后，陷于极度绝望的当口，向知情此事的医生请求援助与支持———给他手机号码，医生能不能答应？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培训会。说实话，对于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还有那些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在这之前只是些理论上的概念。我真的没想到，突然，有一天，一个甚至一群真实的HIV感染者就这样零距离地与自己面对面，与他们同桌吃饭，同一个课堂学习交流，甚至同房睡觉，听他们倾诉心怀，讲述一个又一个令人唏嘘的人生故事。

　　这个江西的小阳在会前作自我介绍时说：“我归去时，想到西藏去，因为那里阳光最充足。”或许，是因为自己刚到过西藏不久，那阳光灿烂、佛光普照、人性皈依的圣地让自己有特别的记忆，所以，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一下子被触动了。

　　2007年，小阳生病住院的时候检测发现自己为HIV感染者，他不相信，他祈望这只不过是一个可以醒来的噩梦。小阳从江西赶赴北京，疾控中心再次检测再次确诊。他彻底绝望了。他不敢回家，不敢面对亲人和朋友。在异地他乡，他如阴雨天里的影子，藏匿了起来。

　　1981年，美国报告首例艾滋病临床病例。我国，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从2003年开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发现数呈放大趋势。这些患者，因为目前没有可以治愈的方法和药物，因为性传播是三大传播途径（性、血液、母婴传播）的主要途径，他们不仅受到了疾病的摧残与威胁，更承担着社会的排斥和歧视，甚至是自己骨肉血亲的厌恶与恐惧。他们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们被孤立进绝望的屋子里，甚至被抛弃在人世的荒野。那份绝望无助与孤独凄切，谁能解？谁可以给他们人生的希望，谁可以给他们温暖？在漆黑冰冷的深夜里，向谁求助？这种情况下，获悉病情的医务人员成为他们唯一的身心支撑。

　　面对小阳的提问，作为刚进入这个工作岗位的疾控人，我在心里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留电话的，我一定会的！而且，不关机！”

　　“患病后，诸多歧视随着我生活的开展，仍然在继续……我在用心呼吁，请大家对艾滋病知识有更多的正确的了解。我们只是感染了一种慢性传染性的疾病而已，这种疾病的全称是‘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我们需要的是社会给予彼此一种平等交流、生活、工作、就医的环境！” 小阳在幽幽地诉求着。

　　为了躲避，小阳在北京飘荡了2年。为维持生活，他开始寻找工作。他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厨师。因为常去医院检查，引起了老板的关注。小阳如实告知了自己感染HIV的真相，老板给了他200元钱，歉意地辞退了他。然后，他又找了份工作，再不敢暴露自己的情况。在那里，他做了一年。离开以后，他觉着不忍，还是将自己的情况短信告诉老板。一年以后，当他特意去看看那位好心的老板时，老板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真缺德！”说到这里，他的整个人凝滞在台上，许久没有反应。

　　在小阳陷入极度困难的时候，是当地的“防艾”社会组织和病友们给予了他支撑和鼓励，让他勇敢地走出生活的阴影。2009年，他正式接受了疾控中心免费提供的抗病毒治疗。而后，为了回报那些给予他帮助的人们，他自己回到省会城市成立了艾滋病防治社会组织，成为一名自愿者和组织者，与疾控中心和医院密切配合，帮助了许多病友。就像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的：“勇于面对自己，不再做生活的逃兵！！”因为不幸的艾滋病毒，让他领悟到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对于活着的每一天，我会尽力去活着。希望更多的人注意自身的健康！”小阳在他的博客里这样写着，他也认真地生活与工作着。

　　我静静地坐在会议室中间最前面的位置，两天都是。我默默地倾听着老师们的讲座，和这些HIV感染者的诉说，还有，医患间、健康人群与艾滋病患者间关于歧视与反歧视、尊重权与生命权关系等等问题的讨论。

　　“在目前没有很好的防护条件下，医生在行医时冒着多大的风险？如果被病人感染了，怎么办？”在探讨HIV感染者与AIDS病人就医受歧视的问题上，一位年轻医生在申诉着医者的压力。“既然是医生，既然选择了从医这个职业，就应该有医德。只要在你面前的是病人，无论什么样的病人，都应该尽力救助。”与医生发生激烈论辩的是一位30来岁的女性感染者。作为女性，我也为她的美丽所打动，常不自禁地回眸看她几眼。她的激动让我侧目，令我震撼。但面对“如果因为感染HIV，正式职工被单位辞退，你怎么办”这个问题时，她的观点又让我意外。她表示，自己会坦然接受，然后去另谋工作，而且要做得更好。从她铿锵的话语里，我却分明感觉出孱弱、无奈与酸楚。关于歧视与反歧视，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或者法律就可以定论的。

　　“我来说几句，我是一个艾滋病防治社会组织的自愿者，做这个工作几年了。说实话，说到社会对艾滋病病人歧视的问题，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没有歧视。我想，社会大众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歧视的，但确实害怕……我希望，无论是艾滋病人群，还是健康人群，都能多一分谅解，多一分支持与爱！”一位年轻男士从座位上跑到讲台上，真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掌声，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人生一遭，多是不易，多份理解与爱，世间就多份温暖。再者，艾滋病病人终究是疾病的受害者，他们是弱势群体。作为健康人群或者医者，至少在身体上和心理上，我们比艾滋病人群强壮，我们有能力帮助他们。我们的一句话、一个微笑，或许就可温暖他的人生，点燃他生活的希望。这些，于我们来说，又是多么简单的事情。

　　为了防治这种疾病，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党和政府下了极大的决心。2003年，在视察北京地坛医院时，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四免”：一、对农村居民和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困难的艾滋病病人免费提供抗病毒治疗药物；二、在全国范围内为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三、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免费母婴阻断药物及婴儿检测试剂；四、对艾滋病病人的孤儿免收上学费用。“一关怀”：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纳入政府救助范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生活救济；积极扶持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病人开展生产活动，增加其收入。

　　小阳说，这种疾病让他脱胎换骨，更懂得人生的真谛。听了有关“艾”的诉求后，作为健康者或医务人员，我们又该如何呢？

　　（作者系凤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