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耀邦

　　历史上，宋氏有很多郡望，“京兆堂”便是其中之一。于是，我把自己多年的藏书命名为“京兆堂藏书”。其实，因家底薄弱，我的藏书并不多，至今还不上三千册。我为自己的藏书雕刻了三枚印章：一枚玉筋篆“京兆堂藏书”印章，一枚宋体“宋氏藏书”印章和一枚隶书“宋耀邦印”印章。且把每一本书的扉页都分别加盖上了这些印章，以示珍藏。

　　虽然藏书不多，但我喜爱的藏书却基本收罗齐备。一些还没有收罗到的必备藏书，我也列了一张“预购图书目录表”，待有机会，就按表去索。近几年来我都在努力完成这项藏书工作。

　　在我的藏书中，虽然没有“孤本”、“珍本”之类的书，但在我的眼里却都是些很有价值的书。我对出版社很挑剔，文学类的书籍，基本上是购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哲学、学术类的则多购商务印书馆的；其他书籍则按出版的质量和书本的内容选购。同时我对作者也很挑剔，外国的作品基本上是购名家名著。中国作家的我虽然放宽了许多，但有些名家的作品甚至还是知名出版社出的，我还是不收藏，因为我觉得某些作家虽然有名，但作品都是徒有虚名，没多大价值，属速朽一类。所以，我更注重藏书的内在质量。由于不懂外语，外国作家的书我就选择翻译得最经典的。一般来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翻译作品都是比较好的。我收藏的外国文学书籍有80%就属于这两个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的也收藏有一部分，不过大多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现在这套丛书好像不再出了。

　　我还极其注重藏书的“面子工程”。有些书我虽然很想收藏，但因“面子”不为我所喜爱，我也忍痛割舍了。如一套12000多元的《白话二十四史全译》和一套1000多元的大字本《辞海》，因题名的字像初级颜体，缺乏雄伟端庄的气质，我就放弃了收藏的打算。还有一套《毛泽东选集》也一样，因题字笔力火候不到，我亦放弃了。

　　为何这么注重藏书的学问？因为我不仅把书当成知识的宝库进行收藏，也把书当成艺术品来欣赏。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一套《中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赵朴初先生的书面题字为该系列丛书增色不少，我几乎要收藏齐备了。当然，我所收藏的书也并非本本物有所值，偶有盗版书乘虚而入。如有本贾平凹的《废都》和一本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盗版，因为那时候这两本书刚出来，一时洛阳纸贵，我也去赶热闹，比原价高出10元买了两本。记得当时我问书摊老板：“这是盗版书吧？”老板回答说：“现在这么抢手的书，你到哪里去找正版！有盗版看都不错了！”他还安慰我：“不过，你放心，我出的这些盗版书盗得都比较好。”现在想来，觉得自己有点痴傻。

　　前不久，在湘吉图书城购得十几本书，其中一本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密尔的《论自由》，因为当时没有时间细翻，回家欣赏时才发现后面还附着半本英文，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猜想是出版社在凑页数吧？像注水猪肉一样。由于我看不懂英文，这部书让我喜忧参半。出版社这种“扯杂草塞笆篓”的做法，在这个书价高昂的年代，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对于一些作家朋友的书，我单列了一个专柜。其中有中国作协的，也有省、州、县作协的。作家朋友的书我已经收藏有80余本。因为认识作者们的缘故，我很珍视这些图书。我知道朋友们为文学艺术创作流下了不少汗水和心血，他们追求艺术的苦行僧似的精神值得崇敬，所以，我也把图书当成一分感情在收藏。我们花垣县作家吴国恩和龙宁英的书，我收藏最多；还有其他县市部分作家题名的赠书；还有博友的部分图书，如林竹青女士赠的两本书；还有一些地方志之类的书我也有收藏……这些书让人了解地方上的历史。

　　我现在缺乏的，就是一间专门的书屋。我的藏书分三处收藏：乡下的老家是一处；还有一处是我爱人工作的地方政府，也就是她的干部宿舍房里；在我身边的书就在县城我的住处。因面积狭窄，属斗室一类的房子，我只好把书柜摆在卧室。卧室装不下的就放在客厅的电脑柜上。我从不乱堆乱放我的藏书，我宁愿委屈了自己，也不愿亏了我的这些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