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杨国顺   整理 田再泽

　　旧时学生在私塾读书，初进塾馆投拜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启蒙老师，简称蒙师。我是在读完新学六年后才入塾馆的，我却将塾馆的向静如先生称之为蒙师，因为先生的人品风范、道德文章给我心灵以启迪，为日后自己的为人处世定下基本准则。

　　静如先生，吉首市人，土家族，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向晖庭系清廷“八旗官学汉教授”。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先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精研古文和碑帖，知识渊博，犹以古文及书法造诣极高，加之秉性正直，被誉为“古城鸿儒”。

　　地方史志《所里史话》有这样的记载：向静如先生民国初年曾离乡出游京沪一带，卖文鬻字为生，民国时期，静如先生承聘于省立第九师范（现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执教，专教古典文学多年，潕溪书院的重修和修缮，先生及先生父亲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国后，先生被特邀参加湘西州首届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政协委员，从此兢兢业业、勤劳国事，直到终年。

　　我第一次结缘先生，是在1948年秋季的某一天。那时，我刚小学毕业，报考初中，以较好的成绩被省立第十三中学（现州民族中学）录取，但因交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被拒之门外。正当全家人为此事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位游姓邻居要我们去请名望极高的向静如先生帮忙。

　　对于先生，我们是早有耳闻，但我们一介贫民和先生非亲非故，素无往来，贸然前去找他帮忙，近乎荒唐。但事到如今，又无别的办法可想，也只好硬着头皮去碰碰运气了。次日一早，父亲便带着我去见静如先生。先生中等身材，结实健康，童颜银须，和善中蕴含着威严。见我们来了，很客气，给我父亲斟茶，态度随和，举止儒雅。这使我之前的疑虑一下子全都打消了。听父亲把我即将失学的事讲过之后，先生安慰父亲说：“孩子不能辍学，现九师就要招考边额生（边区少数民族学生），到时我带你儿子去报名应考。”几天后，我如约去九师找到先生，他带我到教务处报了名。考试结束，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入学后，我被编在简师第16班就读。学校包食宿，学杂费全免，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机，学习十分努力，成绩很好，与同学相处也融洽，深得班主任黄老师及静如先生的喜爱和器重。

　　静如先生当时执教国文，由于古文底蕴深厚，教态洒脱，挥持有度，所授课文均能出口成诵，晰理明义切中文章情愫，至今犹记得先生讲授《左忠毅公逸事》、《指南录后序》时那慷慨激越的诵读声，和忧民忧国溢于言表之眷眷赤子之情。

　　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时局动荡，罢课闹学潮的事时有发生，同学们不时聚会游行，要求民主、自由，反对迫害。学校训育主任平时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对参与学潮的学生很是“注意”，采用跟踪盯梢、扣压信件、立黑名单等手段对付学生。与学潮有关的学生准备悄悄离校出走，但在训育主任的严密监控下，谈何容易。

　　静如先生早年曾游历京沪一带，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民主意识强，爱生如子，敢于仗义执言，对参与学潮的学生十分同情支持，学生们视其为良师益友。于是求助于先生。静如先生一边为学生开脱，劝说校方阻止训育主任的极端作为；一边想方设法，借助各种社会关系并解囊相助，帮助被控学生安全离开所里（吉首）。

　　事隔多年之后，我因公出差省城专程探视我在九师附小读书时的班主任刘岳峰老师。她跟我讲起当年在九师读书参与学潮的事，我方才明白，原来参与学潮的学生都是进步学生，有的是党的外围积极分子，为首的姓张，是湖南湘乡人，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湘姐”。刘老师的爱人邓老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长沙市某区区委书记），也在其列。他们在湘西解放前夕都得到静如先生资助，离开所里，前去长沙寻找组织，投身革命。他们对静如先生当年的义举一直心存感激，念念不忘，因事途经吉首时都要到先生府上探视。

　　静如先生对贫寒子弟有一种特别的关爱。罗盛教烈士生前亦就读于九师。由于语言隔阂及其他原因，学习虽十分勤奋但成绩却不够理想，先生对此甚为理解，在学习上对其进行耐心的帮助，作文从立意到谋篇布局，遣词用句常多加面批。

　　当时九师有一俗成规矩，即每逢开学、端午等喜庆节日，学校均要宴请老师，这时静如先生都会自己掏钱加订几桌，把我、盛教及家庭清贫的学生邀来共聚。盛教同学对先生十分感激和敬佩，常跟我谈起先生关爱之事。他在赴朝参战前夕，特邀我陪他去向先生辞行。先生欣闻盛教投笔从戎去抗美援朝非常高兴，当即吩咐我硏墨，随即铺开宣纸，挥毫写下“男儿应是重危行，岂因儒冠误此生”，赠予我们以示勉励。

　　1949年，湘西事变，学校被迫停课，少数家境较好的同学，都先后转学到省立十三中读书去了，我因家境贫寒，不能去那里就读，便停学在家，帮父母做事。那时，一家6口人全靠父母劳动养活。父母是勤劳俭朴的人，以榨米粉为业，每天早早起床，先磨米浆，然后煮熟，再把它揉成坨，放进木制的榨粉机里压榨成根根粉丝，挑到街上卖，十分辛苦。舅舅一家也和我们住在一起，靠他一人在关厢门市场摆摊卖肉为生。他没有文化，不会记账，叫我帮忙。我每天早上起来，背着米粉，带上账本，去关厢门市场，把米粉摆在他的肉摊边，一边卖粉，一边帮着记账。此时，静如先生也因学校停课而赋闲。他不受聘于省立第十三中学而在自家办了私塾。当时所里共有私塾学馆10多所，均收一定费用，静如先生的塾馆对家境贫寒的却免收馆费。一天，静如先生因事路过关厢门，看见我随舅父摆摊，便对舅舅说：“这孩子听话，天赋也好，应该让他读书。明天就叫他到我家里来参加学习吧。”舅舅不置可否。几天后静如先生亲自登门前来劝学。父母很感激，我也很高兴：静如先生又一次给了我读书学习的机会！

　　静如先生家在东门弄塘坎边，离我家不算太远，出门向东，转过两条小街便到了。先生家较宽，三间二进旧式砖木结构平房，两边是卧室，中间是堂屋，屋后一块菜地，坎下便是一口大大的池塘。塘岸绿树掩映，塘里鱼虾成群，在当地有小西湖之称，茶余饭后，人们常来这儿走玩，歇凉，扯谈。先生家布置朴实、典雅，书斋味很浓。教室设在堂屋，右侧室中香案上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

　　室内摆了6张课桌，也不觉得拥挤。课桌是学生自己带来的，教室后侧一扇门，与后屋相通，先生的办公桌就放在门边，桌上堆放着书籍和纸笔。此处与教室只一板之隔，且有一门相望，先生坐镇这里，教室一切尽收眼底。

　　当时塾馆共有10多名学生，年岁不等，从七八岁到10多岁，基于学龄及学习进度，同学所读课本亦不相同，有的是《三字经》，有的是《千字文》，有的是《论语》、《孟子》，我因在九师读了一年，有一定基础，一入学就读《幼学琼林》，接着读《古文观止》、《左传》等书，还选学了部分经典诗词。这里只开古文和写字两科，由先生一人执教，每天分三个时段上课，即早学、中学和晚学。早学时，读书背书；中学时，写字；晚学，除背书外还要复讲当天所学的内容，背书不好的学生要留堂读熟再背，直到完成才准回家。先生桌上放着一块木戒尺，名曰“警堂木”，本是用于惩戒学生的，但不常用，只是在有人不认真写字或久久不能背书时，才在桌上重重敲上几下吓唬学生。由于先生治学严谨，关爱学生，方法得当，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都很高，每天按时来校，自觉读书写字，不用先生操心。

　　先生家后院的池塘很好玩，是我常去的地方。有时放中学我不回家，就去那里摸鱼、撮虾、抠泥鳅，遇到下雨涨水时，便在塘下游的沟坎边挖开一个小口，用竹篓子装鱼。先生有两个年幼的孙子，大的叫保山，小的叫保河，常和我去塘里捉鱼。先生特别疼爱孩子，给他们取这样的名字，是期望兄弟俩能像他们的父亲向日升①那样，为国家和民族横刀立马、笑卧疆场。

　　先生擅长书法，对颜、魏二体深有研究。其字风格独特，笔力酋劲，结构严谨而多姿，韵味翩翩，备受书家赞赏。他为著名金石书画家杨味蔬先生在古城乾州福佳堂院落题写的匾额“峙廬”，每字斗尺见方，字为隶体，古朴凝重，典雅蕴藉，实为名人、名景、名书相得益彰。1953年，政府特邀先生为区法院题写匾牌，笔迹工整，结构严谨，笔力浑厚，匾额气势庄重弘恢。先生也特别重视教我们写字。每到写字时，他都亲临指导，从基本笔法到间架结构，一一讲析、示范，直到书写熟练为止。在先生点拨指教下，我的字越写越好。为了鼓励我，先生还特意把一本他手书的寸楷《正气歌》送给我为帖。后来我以此为摹本，经常练习，受益匪浅。1985年，全州教育战线举行书法大赛，我写了一条幅《满江红》，饶有静如先生书法风骨，参加比赛，荣获一等奖，这均得益于先生。

　　先生秉性崇尚治学，不喜仕途。青年时赴京、津、沪一带游历临古碑帖学书时，其父向晖庭的弟子傅良佐、黄召棠等当时皆为政府军政委员，特留先生任职，先生均婉言推却，而以卖文鬻字为生，以文会友，以字会友。至息影林下，开馆教学，心情更是恬淡，寡情于诗酒，笑傲于山水，常偕当地名士廖南轩、邹廷秀等聚会小酌，论文评诗。其间，先生写了不少绝句，律诗，可惜“文革”时期均被造反派付之一炬。先生在其居室正门上书写“教儿孙精忠报国，让老夫游山玩水”的对联，也反映出先生此生心境。

　　晚年，先生非常推崇陶渊明，讲授《五柳先生传》时，对陶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崇高志节，击节称颂。常怡然自得地吟诵陶诗《归田园居》。

　　先生在城郊一个名叫大水井的小村旁有块花园。先生爱喝茶，他喝的茶大多数是从这里采摘，而后经师母亲手精心制作而成。因此，每到春暖花开，茶树叶绿的时节，先生就带上我们和他的孙子，去园里采茶，每次去，他都要给几个熟识的农友送些衣物及日常生活用品，师母则照例会给每个学生备上一份社饭，作为中午饭。摘完茶，同学们便去山上游玩，有的爬树掏鸟窝，有的挖野菜、摘三月泡，各得其乐，非常开心。先生则到农友家里分享“田家供客无兼味，手摘黄柑换白鱼”的农家生活乐趣，在农友瓜棚下摆上小桌，一壶白酒，几碟农家菜，先生同他们喝酒扯谈，天上地下，从古到今，无所不及。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农友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当农友们讲到年景不好，天灾人祸，缺吃少穿时，先生便会喟然长叹，并慨然吟诵道：人言田家乐，尔苦谁得知。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先生当时的黯然的神情和语调，还能背诵他吟唱的那些诗句。

　　1957年，静如先生无疾辞世，享年70岁。去世时，各界人士送来凭吊的花圈和祭幛塞满先生居住的东门巷，出殡之日，当地政府官员代表、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均前来送行，当日可谓是小镇空巷。

　　学生崇拜老师，感恩老师，自古皆然，然冠以恩师相称者实为不多，向静如先生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他的栽培教诲，他的道德风范铭刻于我心灵。每逢清明，我都会去静如先生的墓前敬上一炷香、一樽酒，然后祭拜、静坐、默思，重温受教于先生的那段美好岁月……

　　①向日升（1913年9月29日———1990年5月2日）向静如之子，字后福，又名远松，1933年考入商震将军在北京的军校。“七·七”事变时，任第二十集团军总部参谋，与马千里（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北省政协主席）共事，情同兄弟，并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受共产党员王兴刚（新中国成立后任国防部办公厅少将副主任）领导。1937年10月8日，在正定战斗中，英勇杀敌，遍体鳞伤不下火线，受嘉奖，官衔由少尉升为少校。1940年，又任商震将军侍从机要参谋。日升先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些重要情报、资料交董必武、周子健转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做了大量工作。（本资料来源于马千里给静如先生孙子向保河的亲笔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