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建党伟业》观后感

　　姜 畅

　　当冯巩饰演的冯国璋出现，观众席里爆出笑声，这是观看《建党伟业》时的第一次笑场；

　　当赵本山饰演的段祺瑞一闪而过，尽管他没有一句台词，观众们却哄堂大笑，这是整部影片在小小山城放映时的第二次笑场。

　　每当一张明星脸出现，电影院里就会骚动一下。如日中天的，小有名气的，半红不黑的；内地的，香港的，台湾的；实力的，偶像的，搞笑的；帅的丑的，美的囧的；歌手，演员，导演……对于这一百多号各式各样的明星脸，人们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声、讨论声、嬉笑声。

　　当影片最后，韩三平的脸一闪而过时，笔者不由感叹：奇观！这是一次明星集聚的盛宴，更是一场明星脸集合的视觉奇观！在动作、身体、速度、场面等各种视觉奇观充斥电影并且凌驾于叙事的当下，《建党伟业》创造了奇观电影的新高峰和新奇迹。

　　撇开笑场与嘈杂，《建党伟业》其实是一部不错的影片。影片主题很明确，旨在通过中国屈辱近代史揭示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同时通过封建帝制复辟和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史实，告诉人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影片涵盖了中国近代风起云涌的三四十年历史，场面宽阔宏大，时间跨度很长，但影片却没有因此陷入枯燥乏味的事件罗列和说教中，更没有因此而使叙事杂乱无章。影片既有历史纵向的进程，又有横向的铺展，既展示了严肃紧张的大事件，又展现了或愤怒屈辱或慷慨悲壮或温馨惆怅的小场面小细节，如蔡锷与小凤仙的离别，如北大教授胡适、李大钊等人与辜鸿铭的新旧文化之利弊的辩论，如青年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恋情，再如陈公博携妻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又不辞而别的小桥段，这些场景令人既受教益又得感悟和慨叹。

　　对于“五四”运动的复现使影片达到了高潮。因巴黎和谈失败、中国被列强出卖，身着白衣的青年学子冲破军警层层阻挠，愤而集会，誓死抗争，火烧赵家楼，即使献出性命也要为“中国的四万万同胞申冤”，看到这里，血管喷张，激情澎湃……

　　看电影，很久没有看出这种热血沸腾的感受了，不是吗？政治，并不是高高在上、空洞无味的东西；爱国，亦不是无力的口号和苍白的理想。在“神马都是浮云”的当下，我们常常以为这些是形而上的、与己无关的、虚无高蹈的，但90多年前，确实曾有过这么一群年轻的孩子为了政治昌明、为了国家繁荣，而不惜花样的年华和青春的生命……国破家亡、政腐民败，道理简单，却是如此崇高、如此严肃。

　　关于政治与国家的话题是严肃的，关于政治与国家的电影也应该是严肃的。

　　但是，数次的笑场与嘈杂冲击了影片应有的历史感、沉重感、责任感，而百余号明星脸过于集中的出现，应该对此负责。这种明星面孔奇观在契合视觉文化时代消费者们快感要求的同时，也使作品本身具有消费社会文化产品商品性、娱乐性、通俗性的典型特征。通过《建党伟业》的超奇观性，可以反观其拍摄的初衷：借着当下人们对历史、政治、国家、政党等话语的关注心理，使用极具娱乐元素和视觉冲击的手段吸引观众消费，以达到电影大热、票房飘红、销售完胜的目标。在这里，献礼与弘扬主旋律成为借口，而吸引眼球和卖出商品才是硬道理。影片纷飞的话题和消息，亦从侧面印证了影片的商业实质。

　　这部影片在时下的关注度和高票房是毋庸置疑的，但依靠明星奇观取胜的商品特质使其不可避免消费时代文化产品的快餐特征：不能成为经典，必然成为快餐，为观众所速食、速弃。还记得《英雄》吗？当年，这部电影以场面奇观取胜，轰动一时。但多年之后，我们除了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外，早已经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记了。张艺谋觉得这是他最“自豪”的地方，但问题在于，再过若干年，我们依然记得《集结号》、《开国大典》甚至是《烈火中永生》、《小兵张嘎》。但，就是不再记得红衣女子了。

　　更为重要的是，过多的奇观因素和娱乐特质，消解了电影叙事的主因、神圣的话题、深度的模式。浓重的娱乐性包裹着事实，装饰着现世，让人们看不到过往历史的血雨腥风，遮蔽了当下生活的来之不易。这种奇观电影是大众文化时代的表征，亦是消费主义盛行的推手，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弊病与危害，诚如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周宪所言，是“以娱乐的自由和消费的自由取代了政治的自由，以娱乐消费领域的畸形繁荣掩盖了公共政治领域的萎靡，以消费热情掩盖了政治冷漠”。

　　政治话语和严肃命题以娱乐的面孔和方式出现，对于这一点，已经搞不清是从何时开始的，但我们的电影确实在经历“以理性开始，以理性结束”到“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再到“以娱乐开始，以娱乐结束”的剧烈转向。

　　犹记幼时父母看《小花》时，影院里鸦雀无声、人们激情投入的情景。只不过是30年的时间，人是影非，此情此景再难寻觅。取而代之的是，观众们不断被接踵而至、突兀而来的明星们击断的浮躁思绪，以及身旁女孩儿们叽叽喳喳地对影片里明星姓甚名谁的讨论声……

　　假如少些明星脸，《建党伟业》会是一部更好的影片。观看时，人们必会陷入深思，必会通过影片认真审视民族过去的贫穷和屈辱，关注国家未来的发展和出路。

　　这应该是影片拍摄的正确初衷，也应当成为影片拍摄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