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望

　　认识他时，三十来岁，个子不高，脸色有些黝黑，黑方框镜片后的眼睛透出为人的善良与厚道，说得一口很好的常德石门普通话，平时不太注意修边幅，穿着也不是很讲究，做人显得很低调，与人说话腰总是谦逊地微微弯着，每次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十分和蔼地微笑着耐心解释，像分析他钟爱的古文字一样一丝不苟，认真严谨。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吉首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时，教我们古汉语课程的老师———唐生周。

　　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开场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姓唐，名生周。唐是唐朝的唐，周是商周的周。周在先，唐在后，怎么会是唐生周呢？应该是周生唐才对。但我确实就叫唐生周……”他诙谐地为我们介绍他的姓名，一字一句阴阳上去读得有板有眼。这调侃的话语与他显得有点古板的面孔和字正腔圆的读音，似乎有些不太协调，但却让我们在笑声中牢牢记住了他的姓名。

　　每次轮到他讲课，一将书放到讲台上，他便用那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的普通话，语速缓缓地向我们讲解古代汉语。古汉语，本来是个很枯燥乏味的课程，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许多同学都不是很喜欢这门课。训诂、转注、音韵、切韵、上古音……听得同学们头皮发麻，弯来扭去的，把心都搞得别别扭扭的，难受。但他却不太理会我们的感受，只顾自地拿着厚厚的讲义神情专注地讲着，只顾捏着白白的粉笔在黑板上认真地写着。

　　对一个古字，它的发音、本义、通假、引申义等等一切，他都是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不急不躁地讲解，把它讲得“体无完肤”，把它的本来面目赤裸裸地还原展示在我们眼前。听他娓娓道来，讲述着每个古字中隐藏的有趣的故事，常常把我们的思绪送到古远的蒙昧时代，想象着上古之初，“龙颜四目”的仓颉结绳记事的蛮荒岁月。回过神来，又让我们感叹佩服他学识的渊博和对古文字的深厚研究。

　　我认真地听去，竟慢慢地嚼出了艰涩的古字中一些甜甜的味道。从他的说文解字中，我学到了很多古汉语的知识，而且还能触类旁通，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现代汉语的规律。这些都是我所缺乏的而又能挑起我强烈求知欲望的新鲜有趣的知识，这些知识的获取极大地提高了我对古汉语课程的浓厚兴趣。如果让他一直这样为我们讲下去，或许我真的会从此改行，潜下心来刻苦钻研这门古板的学问。以我求学的精神，我甚至怀疑自己会在天长日久的与古人的亲密对话中，对这门枯燥乏味的学问“走火入魔”。

　　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本作业本。

　　“你的作业，做得很好。很有研究，很有思想。”他微笑着说。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是我做的作业。他用红笔在他认为的精彩论述处打着感叹号，在落款处写了个大大的“优”字，接着还画了三颗红五星，就像在修改小学生的作业一样。

　　这是我在听了他讲完一堂古文字课后，练习对一个古字“當”的分析。为分析这个字，我翻阅了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康熙字典》、《广韵》、《辞海》等许多工具书，综合他的讲课，推论这字从“田尚声”，对这个字的字义和发音的来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样的分析研究水平，已经超过了全日制本科生的水平。他为一名学生能有这样的分析能力感到惊讶。他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他开始经常在课堂上讲评我的作业，当作同学的范文；他也经常在课堂外给我讲更多古汉语的知识，增长我的见识，开拓我的视野。他在古汉语学习上对我的特别厚爱，同时也引来了同学们羡慕和嫉妒的眼光，让我感到一种不安和压力。因为我毕竟才疏学浅，基础薄弱，没有他想象得那么优秀。

　　古汉语课程结束之后，我的考试成绩，不出意料的是班上第一。有天，他又叫我去他办公室，他很高兴。

　　“这门课程，我教完了，你学习思考的路子很对。希望你继续学习研究下去，这对你学好后面的课程，甚至对你的工作，都会有帮助的。”他说话的语调不高，但对我提出的期望却很殷切。

　　其实，我也只是听了他的课，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对那些古董般难解的古文字感兴趣而已，若要我研究下去，我却没有足够的信心，更没有学问的基础。

　　临别的时候，他送给我一套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共四册，封面都用牛皮纸很讲究地包着，比他脸上的胡子拾掇得干净多了，可见他对书的爱惜胜过自己。打开一看，扉页上还签了他的大名：唐生周。捧着书，我受宠若惊，激动得让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一时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语，眼泪差点儿从眼角处流了出来。然而，让我至今耿耿于怀的是：我却没有什么留给他做纪念的。

　　在我的老师之中，他是最让我感动、给我最多鼓励的老师。自那一别，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忙碌着一直也没有与他再联系过。但每当看到他送给我的那几册书，便让我有些懒惰的神经变得勤快了起来。虽然以后，我没有按他对于我所希望的研究方向走去，但他治学严谨的态度，诲人不倦的师德，虚怀若谷的胸襟，素朴谦和的品格，时时映照着我从政为政的德行和做事做人的品行。

　　（作者单位：州民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