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树文  于力

　　２００１年的辽宁沈阳，中国足球迎来了自己的巅峰，世界杯大门敞开，几代中国足球人的梦想一朝梦圆。

　　２０１１年的辽宁铁岭和丹东，中国足球迎来了自己的最低谷。从足管中心两位前主任，到中层官员，到裁判，到俱乐部人员，在司法部门的重拳出击下，中国足球以集体跳水的方式耻辱地面对社会大众。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这十年，是中国足球消失的十年，沦落的十年。

　　男足国家队层面，从当年的怒斥亚洲二流论，到现在的自甘亚洲二三流；女足国家队，从世界杯、奥运会亚军到了连世界杯和奥运会都无法获得参赛资格；青少年足球层面，从相对完善的体系到全国仅仅数千人的塔基；联赛层面，从一度的奋发到了少人问津。

　　而发生在今年年底的这起审判，更是扯下中国足球的最后一层遮羞布。无数球迷为之激情呐喊，涕泪交流的球场，竟然成为了假赌黑肆意表演的舞台，在这里，忠诚成为了笑柄，公平成为了画饼，道德成为了泡影。

　　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法庭里透露出的事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每一起审判，都会暴露出新的疑问，同时或多或少证实了以前的传闻。这已经不是个体现象，而是在一种腐败体系下的集体沉沦。

　　与这种集体沉沦相随的，更还有一种集体道德缺失，集体冷漠。不远处，重庆力帆为了避免降级，公开声称要输球求保级；最近的，辽宁队因为经济上的考虑，干脆放弃了得来不易的半个亚冠名额。从客观道理和条件上来说，他们都有足够的理由，但却没有人想过，谁来为中国足球做些什么。当每个人，每个集体都用各种理由来推脱时，中国足球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崩溃了。

　　在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德国新教教士马丁·尼莫拉的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足球人人有罪。

　　当年，中国足球从低谷中开始自己的改革，是因为以往的机制无法再适应足球运动的发展，适合广大爱好者的需求，于是，甲Ａ联赛开始，中国足球开始有了一定的起色。然后，就到了２０１１年。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更死于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