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秀建

　　1986年夏天，我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虽然距今已经整整26个年头，但当时的情形至今依然清晰可见，难以忘怀。

　　那个年代的高考，录取率还不到10%，要想升入更高学府深造，简直比登天还难，许许多多学生连参加高考的“准入证”都拿不到，因为高考之前紧张残酷的预考会涮掉近一半的学生，于是不少学生在预考过后就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母校。

　　那时候，高考试题的标准答案也来得较迟，根本不像现在这么快。为了让我们能够准确估计分数，刚从考场火线下来，班主任老师就给我们每人发放一套刚做过的试题，要求我们把所有考题按照考试作答那样重复做一次，然后再对照各科老师做的标准答案进行估分。

　　当时的估分无异于一场“二次高考”，因为估分结果尤为重要和关键。分数估得好，可以上自己预期中的学校，估得不准，低分高估或者高分低估，都有可能失去上学的机会，或者遗憾地进入不太理想的学校学习。

　　我认真估分并填报完志愿后，就开始了在家里漫长难熬的等待。我时常在睡觉中惊醒，因为我又梦见自己落选了。偶尔梦见高考上榜的好事，醒来却没有一点喜悦之情，倒是更加深深地担忧和焦虑。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了高考录取通知书。我的录取通知书不是邮递员送到我手中的，而是从我母亲手中接过来的。当时我正和父亲在田间劳作，母亲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通知书后，一刻不停地跑到田边，激动地告诉我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几步冲上田埂，脚上的泥水都来不及洗，抢过母亲手中的录取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仿佛不相信它是真的，又似乎要把每个字词嚼烂背熟不可。

　　虽然母亲一字不识，但母亲的眼睛一直和我一样没有离开过通知书，母亲好像这一刻能把通知书上的字都认个遍了。父亲也急忙从泥田里走了过来，从背后一把夺过我手中的通知书，一边仔细看，一边高兴地对身边母亲说，回家称一斤肉，我要跟儿子好好喝几杯。从田间到家里那段路程，父亲逢人就说我高考录取通知书的事儿，并且一边说一边高高扬起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封，一时间我竟然成了父亲和村民眼中的英雄，因为我是村里第一位大学生。

　　晚上我们一家人吃上了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的猪肉，父亲还很大方地请来了左邻右舍。我吃着平日难得一闻的猪肉，喝着从来没有沾过的包谷烧，听着老乡的一声声祝福，看到全家人过年一样的开心快乐，我突然觉得眼眶里有东西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