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然

　　莫言的获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象征，而中国民众一窝蜂地抢购莫言作品也被看做是文学繁荣的信号。

　　其实，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状态不仅要看这个民族是否出现了世界一流的作家，而且更要看这个民族在整体上的阅读状况以及对文学的尊重程度，但恰恰在后两点上，我们的境况堪忧。据近几年的一些权威统计，中国国民年均阅读量不足5本，远低于欧美国家的20本，更低于近邻日本年均40本。如果我们不仅考虑到阅读的数量，而且同时考虑到阅读的质量，那情况恐怕更加不容乐观。一方面没有文学的滋养，没有经典的陶冶，另一方面则无知者无畏，缺少对人类终极价值、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敬畏与体察。于是有论者甚至认为与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等奖项相比，文学奖不值一提，因为它无法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

　　在我看来，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与繁荣昌盛不仅体现在其经济技术的发展水平，更取决于奠基于人文经典之上的文化想象力的培育。只有文化才能最终塑造一个民族，才能使我们超越技术分工所带来的遮蔽而获得一种洞察我们整体性处境的眼界，才能使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去承担自身的“天命”：“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对天命的持续不断地领会与应答在很大意义上意味着这个民族是否具备成为一个历史性民族的资格，意味着其是否有能力在一种全球化的“诸神之争”中壁立千仞，有所作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这种“新”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开出一种“郁郁乎文哉”的新格局。

　　我们的民族与国家目前并不是缺少世界一流的作家，而在于文化生态的整体失衡。中国当代小说写作虽然有像莫言、余华、贾平凹、史铁生等一大批有实力的作家，但真正用心阅读的有多少人？莫言获奖之前在上海书城签名售书不是受冷遇吗？小说如此，诗歌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诗人如多多、欧阳江河、西川、张枣、臧棣、翟永明、钟鸣等等，即便是高校文学院的老师和学生而言，又有几个人听说过他们，阅读过他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曾有悠久的诗教传统，诗教不仅是诗歌教学，更是人文教化，也就是说在伟大的人格的塑造中起作用的是“诗”而非实用性的知识。而在今天，实用主义甚嚣尘上，诗教被拜物教取而代之。

　　莫言的获奖意味着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崛起———这是很可怕的看法。首先不说莫言既无法代表其他作家也无法代表文学本身，而且莫言的写作本身是有局限的，他的写作背后更多的是一种原始主义的主题，展现了一种蛮荒野性的原始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对于补救现代性诸种意识形态带来的民族生命力弱化是有用的。但是在原始生命力之后还涉及更重大的民族文化重建和复兴的问题，而这一视野在莫言的整个写作中是付诸阙如的。没有一种更优美、更典雅的生存形态，而仅靠一种原始主义来展示中国文化的崛起那是非常可悲的。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有一大群卓越的阅读者，这种朝向经典的阅读才能真正构成一个民族内在的心性和品格，才能真正锻炼、塑造一个民族整体上的感知力、判断力和想象力，才能使这个民族在重大的历史关头获得何去何从的决断能力。

　　仅有莫言是远远不够的。

　　仅仅关注莫言，也是远远不够的。

　　（作者系文学博士，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