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望

　　记得刚参加工作那年，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当了一回“记者”，不过是蒙人的，不是正儿八经的那种。

　　学校毕业，尽管用人单位对我很挑剔，我还是很幸运地与同班同学阿宽安排到一个单位一个科室上一样的班。

　　上班没多久，阿宽爱上了摄影。他开始买些摄影书籍，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啃，还花了大几百块钱买了架海鸥照相机，照着书上讲的捣鼓起来。比上学时用功多了，还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将来要改行从事摄影去。

　　他这兴趣是从哪根神经上跑来的？我虽然和他坐在一间办公室里，也搞不清场（清场，湘西话，即清楚）。不过，他做什么事都没有恒久的兴趣。在校读书时，吉他、电子琴、萨克斯、架子鼓，他都玩过。每天一下课，他就钻进宿舍里，吹吹拍拍地摆弄那些乐器。但他对一件乐器的学习总是慌慌张张的，这件还没入门又换另一件，始终没有在人耳边悠扬过。

　　这摄影，他肯定也是心血来潮。我想，他坚持不了多久，出不了什么成果。我等着看他还有什么新板眼。

　　有一天，他把某报社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记者的摄影作品拿给我看，还说他们正在筹建一个摄影家协会，取名“苞谷烧”，说这是民族特色，具有乡土气息，而并非为了喝酒。他眉飞色舞地给我讲，他加入了，还鼓动我也“烧”一把。

　　但我说，我只会拿笔写点东西，不会照相，再说要买个专业相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刚参加工作还没转正，一个月30来块钱工资，想都不要想。

　　他兴致勃勃地说，以后我们俩配合，我负责照相，你负责文字，漂亮的图片配上优美的文字，图文合璧，那就是一部经典作品。他说这话时，一脸很向往的神情。

　　大约两个月后吧，他突然拿着一大本影集来送我欣赏。原来，这两个月他不出声不出气，悄悄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到凤凰、泸溪、花垣和吉首附近的村寨满山满沟地采风去了，拍了不少乡村土家苗寨的吊脚楼、民俗风情、山水风光和山里人赶场、劳动场景的照片。直观觉得图片还好看，有的还较沧桑，很原生态的那种。他的确下了不小的工夫。

　　“怎么样？”他自鸣得意地问我。“不错，不错。”我有些恭维带敷衍地回道。

　　“明天，我们去保靖县普戎乡采风去。我哥到那里搞社教工作队。”他用不容拒绝地口气邀我。“要上班……”我怕去不了，其实心里并不想去。“不要紧，我来给领导讲。”说完，他还把某报社的采访本给了我一个，还有一沓信笺稿纸。不晓得他怎么弄来的这些东西。

　　他找了个出差的理由，名正言顺，我们一起坐上班车出发了。一路上先是在险要的矮寨坡头盘旋，后是在去普戎乡的那段从山腰上劈出来的宽不到5米的坑坑洼洼的乡间公路上颠簸，悬崖陡壁，峭壑阴森，坐在车上不敢往车窗外看，两手死死地抓住前面人的椅子靠背，心惊胆战，还暗暗地为司机加油攒劲，正好又是个六月天气，把人整得汗流浃背。我心里直悔，当初就不该来。

　　下午6点多钟，我们到达目的地后，悬在嗓子上的那颗紧张狂跳的心脏，才平稳落下了肚。下了车，当我脚踩大地的时候，我深深地领悟到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

　　阿宽的哥下村去了，今晚回不来，乡党委书记彭二贵接待了我们。晚餐“三菜一汤”，一碗白菜，一碗鸡蛋，一碗辣子，再加一碗酸菜汤。肚子饿得慌，这顿饭吃得太香了，路上带来的惊慌恐惧全被撵走了。乡政府下午4点多钟就吃过晚饭了，这时，食堂里只剩我们两个“记者”在狼吞虎咽。

　　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做事风风火火的，饭菜在胃里还没得安稳，工作就开始了。我和阿宽一本正经地在乡政府办公室采访了彭书记。彭二贵是个40来岁的中年人，方头方脸，五官长得稳健，理个平头，个子不高，身体很结实，肤色黝黑，上身短袖白衬衣紧贴胸口的荷包插有一只永久牌黑色钢笔，下身穿一件蓝色卡叽布裤子，脚套一双褐色塑料凉鞋，很朴实的乡干部的穿着。他简略地讲了下乡里的基本情况后，就开始很认真地介绍起社教队在村里的工作情况，见我俩手里拿的行头和我认真握笔的样子，显得有些拘谨，讲话也较谨慎，生怕讲错。

　　采风变成了采访，我恍然大悟，原来阿宽是想借我的笔宣扬一下他哥支教的政绩，立时有一种被“绑架”的味道。

　　既来之，则安之。我只好拿着阿宽从报社得的那本采访记录本，硬起头皮履行自己的“职责”，忙忙碌碌地记录着彭书记的讲述。第一次当“记者”，不得要领，拉拉杂杂记了一大堆，凡说必记，也不晓得有用无用，只管记下来。心想记得越多越好，回去再整理删改。

　　第二天清早，在彭书记的向导下，我和阿宽去了附近的几个村寨。一是了解下村民的实情，多收集些素材；二是阿宽要为报道拍几张乡村照片做配图。山里人敦厚淳朴，见了生人，显出羞怯忸怩防范的样子，问话也不好意思答，只红着脸笑，问急了，便道：“我不晓得。”尔后轻轻地走过山那边去了。也有见过世面的，便大方主动地配合我们的“采访”。

　　晚上，我们睡在乡政府的客房。已经是大署的节气，但山里的气温到了晚上还是较低，睡觉得盖棉被。前一晚因一路颠簸，加上我晕车晕得厉害，一倒床就睡着了。那一晚，累是有点，但转了山里的几个寨子，看了些亮眼的风景，接触了许多新奇的事物，身上带着山里的稻花香气和虫鸟声音，思想有些兴奋。睡不着，阿宽便要我讲个故事，打发下寂寞。我便将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的一些情节讲给他听。第二天，我问他还记得故事情节吗？他笑笑说，其他都忘了，只记得代表着权力象征的圆形公章与有着阳刚之美的男人的臀部的关系，那部位越肥硕，显示着权力越大、地位越高。

　　我茫然。我不知道，我的故事是怎么讲给他听的，让他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东西有这般的象征意会。

　　第二天上午，采访结束，我们从乡政府坐班车用同样心惊肉跳的恐惧回到保靖县城，再从保靖安全地返回了吉首。

　　接下来，我这个当“记者”的，熬了两天两晚，写了改，改了写，删了加，加了删，终于写就了一篇两千余言的通讯报道，送把阿宽。看后，他喜形于色，连说“好好好”，还说“下面你莫管了，由我来搞”。或许是宣传他哥的关系，他显得很兴奋，很主动。所谓下面的事，就是给报社投稿。我向他要“图文合璧”的另一半欣赏一下，他没有拿出来，说这篇稿子不用配照片。我估计，他也许没有选得中意图片，或许是他没有照出来罢。后来不多久，我写的那篇通讯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的确未配有图片。

　　这次“记者之行”后，我和阿宽便分道扬镳了。我继续从事技术工作，他改行跑业务去了，这刚好合了他的胃口，出差机会多，可以创作更多的摄影作品了。

　　二十年后，他从国外回来，遇见我，送了我一本他创作的摄影专集，装帧设计和图片都很漂亮，他已经成了专业摄影家了。他当初迷上摄影，看来不是心血来潮。礼尚往来，我也把自己出版的一本文集送给他，做个纪念。很遗憾的是，我俩至今也未“图文合璧”过。互相望着两张长满皱纹的脸，回想起往事，他和我会意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