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欧阳文章

　　教书八年，今年改行做了记者，从县城来到州府，一切都在忙碌中开始新的征程，妻儿还在县城，我得时不时抽空常回家看看。

　　元旦，回家，家就在我以前工作的中学附近。待在家里的几天，只要一起床，一吃完饭，一走动，便会情不自禁地往阳台上看学校的操场，看那里有没有同事，有没有认识的学生。我其实好想到校园里走一走，看一看，去办公室和同事聊一聊，却不知为何，一直没有付诸行动。妻也怪我，说我天天闷在家里，像个闺女，还说学校的同事一碰到她就打听我回没回来。我一时哑然，想起宋之问的诗《渡汉江》，里面有一名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想，或许，我和他一样———不是不想“乡亲”，只是都有一个“怯”字挡在心头。宋之问当年“怯”，是因为自己为官被贬又是逃归，不敢见乡人，也是情有可原。我的“怯” 呢？我左思右想，或许，更多是内心的亏欠———对我的学生，对这份职业。

　　工作这几年，从为人师到为人夫，为人父，再到如今改行，总觉得都是倏忽之间的事情。还记得当年自己初上讲台，普通话不够标准。比如，课堂上，我常常会把“红楼梦”的“梦”字读成“闷”———没了后鼻音。学生们等我一讲到“红楼” 二字时，便会故意掩着鼻子发出一个音———“闷”，然后，大家便哄堂大笑。我老家湘中，乡音重，我的“塑料”普通话偶尔会成为学生们的笑柄。当然，他们的笑里并没有贬义，有的是他们的天真可爱，面对他们的笑，我常常耸耸肩，露出一副尴尬的窘态，微笑着继续我的讲课。

　　后来，我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我的语文课代表考上了海南师大，她在她的博客里专门给我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写道：“现在读大学了，很怀念高中的语文课，欧阳老师的‘塑料’普通话常常引起我们大笑，上语文课总是那么轻松，欧阳老师也是那样和蔼平易，特别在高三最紧张的那段时间，语文课上我们那爽朗的笑声，和欧阳老师招牌式的微笑，融化了教室里紧张肃杀的空气，让我们至今怀恋。不知道老师那个他自称练了无数次的‘梦’字，现在是否已经读标准了，如果读标准了，那是甚为可惜的事情……”

　　读完学生的博文，我甚是感动，教书就这么单纯，明明是老师的缺陷，在学生那里轻易获得了包容，还会让他们带着感恩去怀恋。可惜，如今改行了，再读错那个“梦”字，大概也不会有学生的欢声笑语了吧。想想教书这些年，常常会心生教书单调、教书辛苦、没有前途诸如此类的抱怨，骨子里总会有一些欲望作祟，教书之业并没有过于用心去经营。如今，回想起来，这份职业、那些学生其实给了我太多收获与感动。

　　春节前几天，我在报社上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女孩，声音很陌生，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是我的学生，刚从北京回来，要来吉首来看我，我很是惊诧，更为我叫不出学生的名字而惭愧。

　　下午，学生来了，她在乾州古城大门口等我。我走到古城门口，寒风里，一个瘦弱的女孩，看上去是那么熟悉。几句寒暄后，我知道了她叫张丽，她说她毕业四年了，一直没见过我，今年难得回家过年，又听说我到了吉首，特地过来看看我。交谈了一会儿，她便坐她叔叔的顺风车匆匆回了永顺。给我留下一块腊肉和一包她家乡松柏的大米。

　　送走张丽，把腊肉和大米吃力地搬回宿舍，我坐在书桌前沉默了很久，离开家乡到湘西读书工作已经十多年了，一个人漂泊在外，为学业、事业、家庭独自打拼，未免有很多辛酸，就如骆宾王的诗《寒夜独坐游子多怀简知己》里写的那样，漂泊他乡的人常感“独有孤明月，时照客庭寒”。然而，这些学生却时常给我如此炙热的温暖。是啊，无论是他们节日的一份礼物，平常的一条短信，一个电话，还是假期的一次拜访，都让我温暖如春。

　　改行已经三个月了吧，所幸，很多学生的面孔依然那么清晰，在我沉思默想的时候，他们常常悄悄走进我的脑海里，他们是田锦，是宋歌，是谢宗佑，是张巧，是姚娟……他们坐在我的讲台下，或思，或说，或笑，或哭，或可爱，或调皮……

　　去年，直到离校，我都没向我的学生透露这个消息。或许，因为就要期中考试了吧，我怕我的离开会影响学生的情绪，或许，不辞而别其实是另一种更深的不舍，或许，离开本身就是一种对他们的亏欠，我只是不敢直面这一亏欠而已。不管怎样，好想跟他们说声对不起，为我的不辞而别。

　　过年回家，同事杨老师告诉我，我刚调走的那几天，好多学生都到办公室来问为什么我没给他们上课了，得知我调走了，好多学生向他打听我的手机和QQ号……听完，我久久不能平静。那一刻，我是那么的怀念那些可爱的孩子，怀念教书这份职业。我想，我要是能把这一届学生带到高考结束，那多好啊，这样，对他们的亏欠便会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