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新菊

　　一个拥有屈原、李白、鲁迅的国度，一个具有诗经楚骚、唐诗宋词、五四风骨的民族，一个操持汉语达世界1/5人口的地域，在诺贝尔开奖117年之际，终于第一次花落我家，获得此殊荣的是营造“高密东北乡”的山东作家莫言。

　　偌大的中国文化为何总是徘徊于世界认证的边缘？可以说，这场“文学的胜利”，终于了却了国人的一桩心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人的文化焦虑症， 对于郁结心头的“诺贝尔情结”，总算有了个交代。可以说，上至国家意识形态下至大众消费，尤其是对被挤兑到边缘的文学来说，都称得上是一次“盛宴”，大有分羹之悦。

　　梦圆时刻，也该是梦醒时分。

　　首先，走向世界不等于模仿世界。颁奖词认为，他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从他创作的世界让人联想起美国福克纳与拉美马尔克斯风范的融合。追溯当年国人掀起“百年孤独”阅读热，莫言是谨而慎之的，转而在故乡文学大师蒲松龄《聊斋》里有意识地学习，也谈鬼怪妖魔，在灰褐色的大地上构筑起一抹抹血色的高粱红。我们问：莫言魔幻吗？回答是肯定的，但此魔幻非彼魔幻。莫言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指出，西方评委的解读总体上还是“读懂了我”，但“魔幻”一词未必恰当。其实他是延续了一个自《山海经》、搜神传奇到《聊斋》这一被遮蔽的文学传统。面对西方马尔克斯式的“魔幻”，他是保持距离的，试想当年多少先锋作家，充其量只是面对中国传统文学，对于世界亦步亦趋，因其创作上的非独立性而沦为贫困，逐渐被形式意识欠缺的新写实所取代。走向世界，一定要捧上自己的东西。

　　其次，文学独立不意味着作家独立。莫言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始终笔耕不辍、不仅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为数不多的、首屈一指的作家之一，他具有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原始主义的格调，向来是以“特立独行”而著称的。在充满暴力、血腥与革命的非常年代，确实高高地张扬了旺盛的生命力这一普适性价值，可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他在保持文学的独立与主流价值判断之间如何做着艰难的适应与调整，往往误解他文本飞扬的想象力背后所传达的喜剧、荒诞的价值取向。当高粱地的英雄人性扭曲着走向野蛮时，当《生死疲劳》进入了主流奖项的包围圈，却最终由于某些与规则不相称的因素擦肩而过，直到作品《蛙》终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认可，可以看到，有实力的作家始终要坚持用作品来说话，借奇谲荒诞的表达策略建构起他对历史与当代的思考。他是作家，不是思想斗士，我们也要持着祝福心、平常心与包容心来看待。

　　再者，有根的作家才是有发展的作家，扎根的作家才是有希望的作家。莫言的获奖，虽然不一定能代表中国的崛起，但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文学，给予我们诸多创作的启示。重心不在如何获奖，而是回到作家命定的那个场里，扎根土壤，深深地汲取地气，耐得住寂寞，你可以“怀乡”，也可以“怨乡”，却不能“去乡”，做到本色、坚持，又能突破创新，期待才能有望成真。

　　梦想未来，中国人最大的工作是文化重建，如何才能激活中国当代文学场域，传达并输送出崭新的“文化中国人”形象，我们相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种标志，标志着中国文学一定能穿越西方文化，穿越传统，穿越土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