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静珊
(一)
我的邻居桃姑姑结婚的时候,我大概7岁。
男方来接亲时,带来了大包的糖果,用五颜六色的塑料彩纸包着的,很诱人,让人馋涎欲滴。
我们一大群小孩子围着媒婆,伸着小手要糖果,媒婆给每双小手发两颗糖,而那些大点的孩子,得了两颗糖之后,马上收进口袋,又伸出他们的小手。我懦弱,总是被挤在人群外围,伸出的小手总是接不到糖,到最后, 我的小手里还是空空如也。
人群散后,我跟媒婆说我没有得到糖果,媒婆不相信,我觉得很委屈,我的泪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媒婆看着我流下的泪水,转身对桃姑姑的母亲说:“大姨,这里有个小孩还没有吃到糖果,你那里还有吗?”桃姑姑的母亲马上从房间里抓来了一大把糖果,塞到我的手里,说:“这孩子老实,她说没得到就是真的没得到”。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受到委屈,委屈过后,能有人相信,得到理解,于一颗幼小的心灵,得到的是远远超过那一把糖果的香甜。
幼时,我学会了当自己还在持怀疑的态度时宁愿选择去相信别人。
予人信任,呵护每一颗心灵。
(二)
记得9岁那年,我开始利用周末和假期去生产队出工挣工分,那时男劳动力劳动一天挣12分,女的一天挣6分,也有特殊的女“大力士”,每天可以挣8分一天,我呢,出工一天,可以挣到6厘工分,好像工分的多少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照样干得欢天喜地。
红薯成熟的季节,队长吩咐我们几个小孩与女社员一起在一个黄土山坡上挖红薯。中途歇工时,我到山坡地下面一平方米见方的小水坑洗手脚上的黄泥。几个小孩子,洗完手脚,就在水坑里玩起了水,当时队上一个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男孩也在,我们玩得很高兴。
星期一早上,我背着书包进了教室,刚落座,班主任谢老师就进了教室,径直走到我的座位边,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你到办公室来一下!”
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学校办公室,当时学校的老师们都是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我不知道谢老师为何这么对我,我低着头,手不停地绞着衣角,等着老师发话。
谢老师看着我,问:“听说你昨天在队上出工时,不好好做工,跑到水池里去捉鱼?”
“捉鱼?”我诧异地看着谢老师,一脸茫然。
“我没有。我昨天出工那里根本就没有鱼。”我申辩到。
“你不诚实”,谢老师看着我说:“你不要不老实,某某同学早上来就跟我说了,说你昨天出工的时候在捉鱼。”
委屈的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淌了下来。那个一平方米见方的水坑是队上挖的,用来下雨天接点山坡上流下来的雨水,以便让社员们挖红薯后能洗洗手上的黄泥巴,哪里来的鱼可捉呀?
可我的申辩是那么苍白,因为那个告我状的同学是她的侄子,老师当然相信他了。
年幼的我,朦胧地感受到了无中生有的陷害,我学会了面对现实,接受我本不该接受的东西。
(三)
我10岁那年的一个晚上,天气很冷,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蜷缩在被窝里,总是睡不着。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来到了我家。
支部书记说话本来就有点结巴,断断续续中,我隐约听到支部书记要我的父亲把大队上打米厂的收入交一些给他。父亲说:“不行,打米厂有我们两个人,一个负责打米,一个负责收钱,要对账的。”
那时,父亲与一个叫张满叔的人一起负责大队上的打米厂。
后来,只听在结结巴巴的唠叨中,支部书记离开了我家。
第二天,学校做课间操的时候,我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班主任说:“听说你阻止你哥哥去当兵,说不让你哥哥去当‘炮灰’,是吗?”
我看着班主任,一脸茫然。
“炮灰?”年幼的我根本不懂“炮灰”的意思。
我就以这样的方式从我们班主任那里牢牢地记住了“炮灰”这个词,尽管那时不懂其深刻的含义。
班主任从我茫然的神情中,似乎察觉到她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10岁的孩子,何况这个孩子平时言语虽少,但却乖巧懂事,成绩优异。
班主任扫视了一下办公室,见没有其他老师,小声对我说:“这是今天大队支书来学校跟我说的,你想想,有没有事情得罪了他?”
我的脑子里闪电般掠过昨夜的情形,我明白了。昨夜从大队支书进我家门,直到他离开我家,我躺在被窝里,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更何况我根本没听说过我哥哥要去当兵的事情,他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事栽在一个孩子身上?这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是非常大的错误思想呀,为什么?
这次我没有流泪,我只是抿紧了嘴唇,默默地忍受了,似乎是忍受了从宇宙中掉下的一块陨石砸在我身上的那种疼痛。
我没告诉班主任昨夜大队支书到过我家里的事情,但我对班主任充满了感激,
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我经受了更多的委屈与误解、挫折和磨难,但我得感谢我幼年时期的这三次委屈。这三次委屈,让我懂得如何去呵护一颗心灵,懂得不论是亲人,还是朋友、同事之间,信任是最可贵的;这三次委屈,让我变得坚忍,懂得了生活的磨难和不公,而我要做的,就是勇敢面对,笑对人生,让我的人生因这些委屈与磨难而精彩,让委屈闪光,让磨难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