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敦纲

　　任莉是湘西州人民医院肾病、风湿科医生。早在十多年前，为给老伴看病，就经人介绍认识了她。那时的她，在我眼里只是一个娇小柔弱而又有几分矜持的小姑娘，不怎么在意，尔后也一直没有接触和联系。万万没有料到，十年以后，我自己竟然也成了她名下的一个患者。此时的她已非昔比，成熟端庄，是独擅一科的医生了。

　　2012年农历年节前，我感到身体不适，局部关节疼痛，但并不在意。心想，是不是老天爷因为要过年太高兴了，喝多了酒，跟我开了个玩笑，就一直没放在心上，坚持着过了春节。谁知病情愈来愈严重，全身关节近乎瘫痪，走不了路，牙刷筷子也拿不了。实在没法，只好去医院。因为病情较为复杂，医院分科专业性又较强，一开始不知道住哪个科室好，于是选择了中医科，中医的“辨证施治”我是比较相信的。在中医科经过多方面检查，又请来任莉等相关医生会诊，最后确诊为类风湿关节炎。在那里住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疼痛有所缓解，可以勉强行走，做些简单的事情了，但是血液中一些重要指数如类风湿因子等总是居高不下。与医生们商量的结果，决定出院后看任莉的门诊。

　　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病我多少知道一点，人们都把它称为“不死的癌症”。身边也有一些这样的患者，因为治疗不及时，或者治疗不得法，有的面部扭曲，有的手脚变形，痛苦之状可想而知。我表面上虽然尽量装得若无其事，但内心深处一直诚惶诚恐，不知道下半辈子该怎么度过。我百思不解的是，当初党给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可以说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怎么会得这么个病呢？我把自己的困惑向任莉作了倾诉，她告诉我，这个病跟职业没多大关系，生活没有规律，劳累过度，免疫力低下，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这才恍然大悟。2011年12月，我接受了整理前人两部书稿的任务。白天杂事很多，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运作。每天晚上都是在凌晨三四点钟才上床睡觉，白天又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没能好好休息。有时为了一些应急的事，一干就是一个通宵。书稿整理本身耗时不长，校对却把我坑苦了。书稿属古文性质，内容、字体复杂，且要求竖排，印刷厂校对能力欠缺，校对工作全都集中在我的身上，反反复复的校对，使我仿佛陷进一个无止境的沼泽中，如此下来，不病有天法！

　　我这人大概属于那种“有病不求药，无聊才看书”的类型，平时有个三灾两痛，都是硬挺过来的，极少跑医院。好在老伴是学医的，实在坚持不了时，就央求她处理一下，当然数落几句是少不了的。第一次看病还真摸不清套路。我见一些人都围在任医生桌前，便也挤了进去，把病历本放到她桌上。谁知她把病历本往我面前一推说，你把它拿好，按次序排队。两只大眼睛定定地看着我，语气轻婉而坚定，使你觉得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我只好把病历本拿回来，心里却在嘀咕：原则性倒是蛮强的，没人叫号，在哪里排队啊？看的次数多了，我才明白，原来我只要一挂号，她的电脑中就已显现了我的名字，并且已经排好队了。我不能不惊叹高科技带来的高效率。

　　患病的人都有一种心态，恨不得医生的药如传说中的灵芝仙草，药一下去，病就好了。我自然也不例外，总想快点把那该死的类风湿因子等指数降下来。看一次门诊，就要求验一次血。她总是笑着对我说：治病是性急不得的，总要有一个过程；再说验一次血，要几百块钱，你何必多花那些钱呢？什么时候需要验血，我会告诉你的，放心好了。她对待病人不仅耐心，而且在医药费方面也为病人考虑，除了治疗类风湿必需的药品外，其他辅助性的药物，她都尽量为我挑选便宜一点的，她有一个原则，能节省处尽量节省。

　　有一次，我对她说，我的腰和膝关节都因公摔伤过，现在经常疼痛，希望能开点布洛芬之类的药物抑制一下。她面色沉戚，很柔婉地对我说：“那些药物副作用比较大，还是不用的好，我给你开的药物中有镇痛的成分。天气一天天冷了，你要注意保暖，膝关节还是带个护膝好。”听了她的话，从那时起，我一直护膝不离身。经过一段治疗后，我问她是不是在用药上需要做点调整？她莞尔一笑说：“你要相信，现在所用的药是最佳配伍。到时候需要调整的话，自然会作调整的，尽管放心好了。”

　　老伴可能是学医的缘故，顾忌比较多，对我的饮食控制很严，这一点我还能勉强接受，但是什么也不让做，就连鼠标、钢笔也不准拿，我就受不住了，这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呢？再说，我接下的任务怎么完成呢？因此，两人常常会发生争执。相持不下的时候，我说还是问问任医生吧，看她怎么说。也不管时间早晚，就给她发短信，每次她都会及时而又明确地做出回应。记得有一次已经晚上十点多钟了，我给她发了个短信，询问一些问题，原本也没想她会回复的，不料短信发出没多久，她的回信就来了。接到来信，我很感动，从中既可以看出她对患者的满腔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也可以想象到她挑灯夜读的情景。

　　平时在候诊的时候，我喜欢默默地在一旁看她如何给病人看病，她对病人总是那么细致体贴，犹如自己的亲人，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厌烦的情绪，尤其是对那些远道而来的、年纪老迈的农村的大爷大娘，更是呵护备至。有些老人取药以后，不知道怎么服用，提着药又跑回来问她。她一边告诉他们药房开出的清单中就有服用方法，一边笑嘻嘻地说：“我还是给你一样一样在药瓶上写清楚吧，免得你回家后又弄不明白。”记得在国庆长假前的一次门诊，有一个外地的患者需要复查，也可能要住院。她反复叮嘱患者说：“国庆我轮休，有三天假，要去长沙看看读书的儿子，顺便给他送点东西。你记着哪一天来找我，别跑空了。如果实在需要住院的话，我会给你联系好床位的。先给你开点药，吃了后看效果怎么样。”患者欢欢喜喜地回家了，我却陷入了沉思：在她那弱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多么厚重的对儿子的慈爱，对家人的疼爱，对患者的关爱啊！更难得的是，她把这一切自然地融贯于她兢兢践行的医生神圣的职责中。       

　　一些好心的亲朋好友听说我得了这个病，都很关切，纷纷劝我到外地就诊，有的还答应为我联系医生。我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哪里也不去。只要诊断明确，用药大体差不多，何况现在高科技发达，为医生们提供了很好的相互交流的平台，到哪里不一样？何必要舍近就远呢？我就认定任莉了。

　　经过任莉悉心的治疗，在2013年11月的血液检验中，几个关键的指数都已恢复正常。目前，除了手指有一两个关节有点异变外，其他各方面都比较好。当然，我很清楚这病很顽固，丝毫大意不得，还需继续治疗和维护。今年春节期间，我和老伴闲聊时，老伴说：“这是你得病一周年，你今天能有这个样子，真得好好感谢任医生啊。”老伴的话是肺腑之言，也道出了我的心声，但是如何才能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呢？总觉得找不出其他合适的东西，“秀才人情一张纸”，还是送给她我最真挚的祝福吧———

　　祝愿任医生名随天地远，寿同日月长！

　　（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