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生

　　茶峒，中国若干个以“镇”命名的行政区划单位之一，位处湖南省西偏北部，与重庆、贵州接壤。茶峒所在地域同属地理和行政意义上的湘西，它也被称为湘西四大名镇之一。

　　关于“境”的内涵解读，其义项之一为地方、区域，它与茶峒相关联后，便生成对于茶峒镇这个地方的一种空间内涵理解和联想。本文试从三个思考维度对茶峒之“境”作一评谈，试为人们认读或以新的思维定位这个地方内涵提供一种视角。

　　一、历史本境———作为边镇存在的茶峒

　　时序往久远推移，茶峒的历史便已形成，但有一点必须清楚，作为历史本来面目下的这个地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叫做“茶洞”，而非“茶峒”。那么，到底是何种缘故导致水旁“洞”和山旁“峒”的交互出现？使同一个地方的名称符号至今被传播得至少出现两种通行的版本（也有叫“茶垌”的，因使用概率低，不在本文谈及范围之内），这个问题留待下一节讨论。

　　而作为历史本意之地的真实茶洞，已被多种史书、史志、史料所记载与陈述，本文似不必多多加以援引，而取其要者给予说明即可。茶洞其名正式所得似无详记详考，其中一说———茶洞系苗语地名，“茶”指汉人，“洞”指窝坨之地，古时此地住有汉人，遂有苗语称其地为茶洞。

　　茶洞作为一处聚积人口和屯兵驻扎之地，它在清朝中后期的嘉庆初年被安营立汛。茶洞作为当时地处湘、川、黔一处边关之境的城池修建，则始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并设协台衙门，安置协台武官，驻扎重兵防守三边。民国十二年（1923年）前后，茶洞改行政名称为乡，1932年改茶洞乡为茶洞镇。1949年11月，茶洞成立区人民政府，此后经历人民公社化时期，于1958年成立茶洞公社，1983年撤社复镇。此后，作为镇政府所在地的茶洞与日俱进，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同湘西境内其他乡镇一样，茶洞是一个地理上的名称概念，在历史本境背景下，这里演绎了许多真实的人事活剧，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投影，也见证了历史发展的印迹。与湘西的许多乡镇不一样的是，茶洞地处中国三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边界，它同时作为一个边镇城池的空间而存在，其被关注、被记录的内涵，在不少方面又多了别样的因素，茶洞的存在价值似应高出一筹。当然，在一定的话语环境设置下，茶洞的外延指向也是二维的：其一为一级行政组织下的茶洞地理辖区，其二为这个行政组织的首府所在地。那么，在本文中，作为镇府之地茶洞的内涵与评谈价值则更大。另外，茶洞能成为湘西四大名镇之一，肯定有其较为丰厚的历史内涵和独特之处，比如在这里出土的以万年为计算单位的旧石器遗址，就证明了早期人类在茶洞的生存，在此不多列举。

　　本文在此则选择沈从文的“茶峒”命名来行文，更显一种书写的趋势和传播的需要，也是将另作专文中要明确表达的观点：时至今日，当取“茶峒”为佳。

　　二、笔下描境———作为小说呈现的茶峒

　　明明白白把真实的茶洞写进虚构性特征小说中的，是湘西名作家沈从文，也因了沈从文1933年开始创作、1934正式推出的《边城》的经典性创作之笔，茶洞便有了自己的另一个名号———茶峒。那么，沈从文为何将中篇小说《边城》故事发生地的茶洞写成茶峒，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一个值得向作家本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或是向他指出“洞”“峒”的谁正谁误，或者是沈从文在动笔之初，就已意决将真实之境的茶洞写成虚构文本中的茶峒，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这都成了人们推测的项目选择。于是，从1934年始，湖南西北部接壤四川与贵州的边镇茶洞，便出现了两种文字符号指代的名称，直至今日，交互出现，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传播和理解上的状况出现。

　　因为创作小说必须要交代故事的发生地，沈从文便把这个地方安放在了真实存在的茶峒。这在《边城》的开篇得到强有力的印证：“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至于为何选择茶峒，沈从文生前最后一次回故乡时曾有过这样的专门回答：“我在那地方住了三天，那次是跟杨明臣（土著军队）去四川，我在那里搞文书、收发。到茶峒，过了渡，翻那坡有二十多里，回头看一片片竹林，云蒸雾绕的（这是1922年的事）……三十年代我文笔成熟后，才写《边城》。”看得出，人生的经历和对茶峒的印象，使沈从文把自己的小说名篇与一个真实的地方挂钩，从而演绎出了一种虚实交融的经典内涵。

　　虽然历史本境下的茶峒进入了作家的笔下，但作家沈从文不会将茶峒作一种历史的纪实而原本地呈现，因为文学创作的常识令沈从文意识到，可以把客观本境之名写入小说，但更需要作家主观地创造小说逻辑规定下的文学意境，包括本境之名茶峒中的内涵，也得按文学的要求来描摹和呈现。这就是实际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在《边城》中的一种很好体现。于是，自由下笔，且按自己主观构想交代小说中茶峒的一切，在笔下把茶峒描写、描绘出小说情节演进需要的环境，就变得顺理成章。这样，《边城》里的茶峒和历史语境中的湘西茶峒就有了差异性的呈现，沈从文自己也曾明言：“《边城》中那渡口是许多印象合起来的，并非只局限于茶峒。”按照合乎文学创作法则的思维，沈从文的小说之笔描绘、描写出一幅幅边城茶峒环境地理和乡风民俗的画面，有机配合着年轻主人公情感与生活的演绎，并以文学式的呈现让读者产生美好想象或感慨，使他们忘却了历史本境茶峒和文学描境茶峒的一些根本性差异，从而生发出欲亲临这三省边镇观赏、体验一番的向往心理。可以说，沈从文笔下《边城》虚实相间的内涵所导致的读者欲往心理与实地体验行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不少人旅程生活方式的安排上，产生了影响至今的一个奇迹。这也即是下一节我们要谈的为什么会在茶峒出现现实造境的基本原因。

　　三、现实造境———作为旅游需要的茶峒

　　因为湘西历史上一个真实之地茶峒的存在，又因为湘西籍文学大师沈从文经典小说《边城》中一个艺术之境茶峒的出现，也因为一批批阅读过该经典的人们有如上所析的体验心理和行为，这均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几者合一的有机碰撞。于是，旅游的眼光顺理成章地落在了茶峒身上，茶峒也成了当地政府筹划、外人观光和投资建设之地，而湘西四大名镇的光环又给这方土地增添着价值砝码。那么，打造茶峒便成为一个现实话题，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因为作为无烟工业的旅游带来的有形财富与无形品牌影响，无法让本地的政府和人们拒绝。

　　这就是文学经典和地名传播符号带来的巨大效益，在利益的引导下，经典中的茶峒和历史存在的茶峒走到了一起，并接受着现实的造境。这种造境之举的设计依据主要来自《边城》中的文字叙述和描绘，也不排除从历史走到今日的真实的茶峒环境条件。于是，翠翠岛、翠翠与黄狗雕像、边城碑林、渡口、渡船、观龙舟赛的吊脚楼，甚至祖父的现实化身，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都可在今日真实的茶峒找到实物或痕迹。在实物造境的同时，作为名称指代的茶峒镇也于2005年经政府行为程序，正式更名为边城镇。这样，文学经典的《边城》和行政组织概念的“边城”实现了符号意义的吻合，而历史久远的茶峒之名则与人们的口说和书写有渐行渐远之势。当然，在当今传播话语体系中，“边城茶峒”的同位语句也时常出现，似乎在实现着对两个名称符号传播频率的某种平衡。这说明，当文学中的内涵呈现与现实的需要发生结合时，人们的心理能够得到带目的性的满足，对茶峒在当今旅游引导下的现实打造及其符号变动，反映出本地以及外地人们追求物质环境或心理欲望满足的举动。可以推测，在茶峒之地的现实造境，还没有达到人们预设的目标，也尚未达到完美程度，并将继续下去，因为管辖今日边城镇境域的湘西花垣县，已将边城旅游定位为全县的旅游龙头。而茶峒渡口对岸的重庆洪安镇，同样在打边城牌以获取自身旅游业方面的一定收益。至于湘、渝、黔三省边界民众联合在茶峒镇边清水江上所举办的龙舟大赛之类的活动，同样是现实旅游造境的另一种版本，因为当今的茶峒已不止被一方的人们所关注。

　　四、三境合一———时空人关联下的茶峒

　　历史本境中的茶峒穿越时间隧道走至今日，仍有其本色的一面，不管今人如何打造，甚至改变其名号，茶峒的历史底蕴积淀不会走向他方，只会在这片土地上日渐深厚。作为湘西一大名镇，久远的茶峒和现在的茶峒，都将稳坐于三省（市）接壤之地，显示着自己边镇的基本姿容。而沈从文笔下所描摹出的茶峒，也不会消失，因为文字具有将文学作品永远定格与固化的力量，《边城》里的茶峒仍会随着经典之作的不断复制与传播而艺术化地存在，并使人们产生想象，留下记忆。现实造境中的茶峒业已被今人带有目的性地安排，改变着自己的外貌，并更多地接受着外人的观赏和评价。特别是国家干线级高速公路的开通，为茶峒的旅游性造境及观赏目的地定位提供了更有力依据。这已成为古镇在一种新思维下的发展趋势，似不可逆转。

　　由此不难看出，茶峒的多元价值仍将存在，并且在当下实现着增值，而湘西有的古镇如泸溪县境的浦市，本与茶峒同列四大名镇之围，却因交通格局改变和其他之故，其受旅游、投资、文化、交通诸方面的关注度则远不及茶峒，尤其在现实旅游造境方面，显出定位、目标与动力的一些不足，尽管沈从文在笔下也同样给了浦市以文学性的描绘。通过比较同样可见，茶峒的发展机遇与后劲不小，而一大问题也在于如何更好地在这里实现茶峒的三境内涵合一，使天时、地利、人和几大元素有机相融，对茶峒的和谐存在及发展带来的是春风而不是秋雨。基于这样的考虑，时间、空间和人文昭示下的历史底蕴、现实环境及文化坐标的关联性思维，对于今日茶峒的定位、规划和发展筹谋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此不作详细展开，只在提示当地各级政府和人们：在看重茶峒、开发茶峒、爱护茶峒时，别忘了历史的茶峒、文学的茶峒和现实的茶峒应是三境合一与内在和谐的关系。

　　（本文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沈从文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