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云

　　我出生于湘西泸溪县内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上，我父亲是当地的一位文人，沈从文先生年轻时的好友，他诗、琴、书、画、吹、打、弹、唱、戏、医都擅长，地方上的文化活动都少不了他。父亲最喜欢唱辰河高腔，不仅会唱，还能编、导。

　　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当冬天一家人围坐在堂屋（即现在的客厅）火炉烤火的时候，我父亲经常把一根竹子制成的吹火筒（当年厨房用于给烧柴火的灶吹火用的竹筒，约2尺多长）横在两条大腿上，手里拿一根筷子敲打吹火筒，“可”,“可”，这代表“板”，一边敲，一边唱，那时我只有几岁，父亲经常教我唱“安儿送米”，这是我对辰河高腔的最初印象。

　　想不到十几年以后，我竟专门从事这一工作。

　　1960年我中等师范毕业以后，只当了一年多老师，就被调进新建的泸溪县歌剧团当演员，但是县里当时还有一个辰河高腔剧团，两个团工作、生活在一起，虽然我出身高腔世家，但这时才使我对辰河高腔有较深的了解，才使我感受到辰河高腔音乐的无穷魅力，我被这古老高雅的音乐迷住了，我深深地爱上了它。

　　可是，也就是这时我才得知这么好听的音乐至今还没有曲谱，每天我亲眼目睹老艺人把曲牌一句句口授给学员，为了学会一个曲牌，老艺人必须教上几遍，甚至几十遍学员才能学会，非常辛苦。这时使我产生质疑，为什么不把这些音乐曲牌记下来，教给学员呢？团长说北京曾来人记过都记不下来。我有些不解，一切乐音都可以用音符把它记下来，为什么记不下来呢？

　　我认为自己能够把它记下来，于是我自觉地承担了这份工作。

　　因为辰河高腔音乐高亢、粗犷、婉转，节奏自由，开始记确实不容易记下来，后来我决定从“学唱”入手，如果我学会了“唱”，就能掌握它行腔、节奏的规律，这样肯定能把它记下来。于是我白天跟老艺人、演员学，晚上演出时坐在观众席上学，大约几个月我就掌握了演唱技巧及板、眼的规律，记谱问题果然迎刃而解了。从那以后我就能把辰河高腔音乐曲牌用简谱准确地记录下来了，并代替老艺人教给学员，这时县文化局领导知道了，便把我从泸溪县歌剧团调至泸溪县高腔剧团任音乐编导工作。

　　我是第一个把辰河高腔曲牌记成曲谱的人。是辰河戏剧团第一位新音乐工作者。（可惜父亲已于两年前去世了，没有看到这一切努力和成果。）

　　正在这时，黔阳专区（现在的怀化地区）戏工室为了挽救辰河戏，成立了“辰河戏艺术遗产挖掘组”，将辰河戏的剧本、音乐、锣鼓进行全面挖掘整理作为文字，曲谱保存下来。从各辰河戏剧团调来十几位年迈的老艺人及数名擅长文字、记谱的青年工作人员。这时我被调进挖掘组工作，借用半年。我和黔阳戏工室吴宗泽同志负责记录整理音乐资料。

　　通过半年时间，我们把辰河戏高、低、昆及锣鼓音乐共700多个曲牌全部记成曲谱保存下来。

　　1964年从黔阳回来，开始大演现代戏，于是我这个新音乐工作者派上了用场，我承担了全团的现代戏音乐设计及编配工作，我先后为《春到苗山》、《活人牌》、《红云崖》，《洪湖赤卫队》等多部辰河高腔剧本设计、编配音乐，还为阳戏（地方小戏）剧本《阮八姐》、《阮文追》、《欧阳海》、《焦裕禄》、《补锅》等设计编配音乐，我编配的曲子既继承传统，又进行改革创新，深得演员的喜爱和观众的好评，甚至许多唱段像流行歌曲一样在当地流传开来，中、小学学生都会唱。

　　当我在剧团干得最红火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1968年，剧团解散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高腔剧团，回到教师队伍，随夫来到常德，当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直到退休。

　　在教育工作的几十年里，人在讲台上，心里装着的是辰河高腔。无时不在牵挂、关注着辰河高腔的发展。

　　2006年国家将辰河戏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是保护的对象，我感到十分欣慰、喜出望外！

　　可是老艺人大部分已辞世，辰河戏至今还没有一本完整像样的音乐曲谱。虽然在黔阳整理了四大本音乐资料，但那还只是一些当年用钢板油墨刻印出来的初稿，一堆半成品，这些资料还需精细加工整理，才是正确的东西，才能保存传给后人，这是一件紧迫繁重而复杂的工作，由谁来完成呢？

　　这时我想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那四大本音乐资料，大部分都是我记录的，我不来完成，谁来完成呢？

　　于是从去年秋天开始，我停止一切其他音乐创作活动，不管严寒酷暑都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投入这一工作。

　　在整理的过程中，我经常边哼唱，边抄写，还边流泪，那委婉动听的旋律，感人肺腑的唱词，使我一直沉浸在无限的愉悦、享受和感动之中……经常我从心底发出赞叹：“辰河高腔太美了！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