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1版）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分析，投入贫困地区的不仅是产业资金，更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效拉动了投资。从消费来讲，随着贫困人口收入增加和各项投入增多，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有助于提高贫困群众消费能力。

　　经过多年扶贫，一些原先的贫困山区盘活了自己的独特资源，反过来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

　　广西天峨县地处石漠化山区，近年来因地制宜推广龙滩珍珠李、油桃等“特优质”“特早熟”“特晚熟”等水果。

　　“最初发展特色水果产业，是为帮助贫困群众脱贫，如今种植规模越来越大，这一产业已成为全县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天峨县县长陆祥红说。据统计，特色水果产业占全县扣除水电产业外的ＧＤＰ比重，从２０１０年的３．４％上升至２０１４年的１２％，增长势头非常明显。

　　贫困地区“三大红利”持续释放  后发先至催生“蓝海产业”

　　记者在西南、西北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感受到，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开放红利正转化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人口红利。一些专家认为，我国最后的人口红利就在贫困地区。近几年来，东部地区推进产业结构转型，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四川、贵州、甘肃等地的劳动力回流趋势明显，这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能力”的劳动力返回中西部家乡后，将进一步释放出人口红利。

　　“今年是企业用工最疲软的一年，但我们在长三角的合作伙伴依然反映用工紧张。而贫困地区的人口红利才开始释放。”甘肃省天水市劳务协会会长、甘谷县腾达职校校长张维林说，“如今，贫困人口不再是负担而是人力资源，劳务输转有望发展为人力招商。”

　　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将提供更多人力资源红利。贵州省铜仁市教育局副局长黄国刚说，经过中职教育的学生，出去找工作月薪一般都在３０００元以上，近年来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职１人、技能１人、脱贫１家”。

　　———改革红利。一些贫困山区充分利用国家的扶持政策进行试点，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红利。

　　江西省赣州市把多项用地政策与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土坯房改造、迁村腾地等结合起来，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重点支持发展面大、带动力强、扶贫效益明显的产业，推动稀土深加工、脐橙、旅游、油茶加工等产业发展。

　　目前，赣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脐橙主产区，重点村“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初步形成，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由４７．２％、３５．４％优化为４５．７％、３８．７％。

　　———开放红利。对于一些封闭的贫困地区，“开放”给经济带来的活力更大，甚至还可能“弯道超车”、后发先至。

　　互联网让“万山阻隔”变成了“近在咫尺”，成为贫困地区提高开放度、融入大市场的一次重要机遇。

　　如今在甘肃陇南，农产品电商早已成为潮流。当地“９０后”小伙康维起用了一年时间，把苹果网店销售额做到８７０万元，而他的父亲从１６岁起卖苹果，到去年实体店苹果外销超１０００万元，花了３０年。

　　一些贫困地区，还以更具前瞻性的眼光将“弯道取直”，培育“蓝海产业”。

　　随着贵广高铁、沪昆高铁等交通干线开通，贵州今年底将实现“县县通高速”，从以前的“不沿边、不沿江、不沿海”一下变为开放的前沿，催生了一系列开放的发展思路，比如率先发展新兴的大数据产业。

　　贵阳市将服务外包产业作为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一个重要方向，将建设一个具备２０万坐席的呼叫服务中心，所需的人力完全可以就地解决。

　　“一些外向的新兴产业不受地域限制，如互联网＋、旅游、外包产业等，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和空间甚至比东部地区更大，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黄承伟说。

　　此外，很多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优良，绿色产业发展前景广阔。这些地方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大力开发旅游、生态有机产品、中草药材等高附加值产业，可以与东部地区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展望2020：“精准扶贫”中的机遇与挑战

　　记者从权威部门了解到，正在编制的“十三五”规划将把扶贫开发放在重要位置，从顶层设计着手，谋划了一整套制度保障，尤其强调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调动各级党委政府主动作为抓扶贫。

　　除地方政府外，规划还拟对行业部门的扶贫责任做出明确要求，今后行业部门扶贫工作将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顺手之举”，而是有一系列制度体系予以监督保障。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节点，以此倒推工期，我国只剩下５年多的时间来解决当前的贫困问题。“精准扶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一系列“超常规”举措、政策“组合拳”，将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多利好。

　　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例，从２０１１年的２７２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４年的４３３亿元，年均增幅达１８．１％。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又增长至４６７．４５亿元。此外，交通、水利、国土、农业等行业部门也在贫困地区安排了大量项目。

　　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投入到贫困地区的财政资金必将“只增不减”，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一个多月前，国务院扶贫办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北京签署《政策性金融扶贫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易地扶贫搬迁、光伏扶贫、旅游扶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展开合作。

　　我国已开始探索以金融资本撬动扶贫开发。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我们现在一年的专项扶贫资金４００多亿元，平均下来一个人只有几百块钱，靠这脱贫显然不够。要把这笔资金放大，撬动金融的钱。”

　　当前，扶贫难度的增加和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让扶贫开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

　　———从贫困人口的数量看，贫困人口仍然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４年底，我国还有贫困人口７０１７万人。按照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数据，贫困人口还有近９０００万。

　　———从贫困人口的分布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经过多轮扶贫攻坚，目前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角落里”———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偏远山区，无论采取何种扶贫方式，难度都比以往增加，不少地方面临“保护生态”与“加快发展”的矛盾。

　　———从贫困群众的诉求看，日益呈现多样化。一方面，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社会”的要求也增加了扶贫开发难度。

　　随着扶贫工作进入冲刺期，单纯依靠一个政策、一项举措让上百万人脱贫已不现实，扶贫政策边际效应不断递减。顺应这一趋势，针对不同致贫原因分类施策，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职业技能培训、整村推进、易地搬迁、保障兜底等举措将成为扶贫开发工作“主轴”。而这些举措的实施，将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给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执笔：林晖、杨洪涛；参与：张钦、夏军、庞明广、董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