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  涛

　　看见我把肥肉扒拉到碗的一边，母亲又开始念叨，我知道，她无非又是想说，当年，父亲是怎么把我从床上叫醒，然后又怎么帮睡眼惺忪的我穿上衣服，然后把我扛在肩膀上奔去山上的工区食堂，然后我就在一阵肉香中清醒过来，然后鼓着腮帮子大口大口地吃那些肥得流油的红烧肉。

　　说起那年那月的肉，总会令我的父辈有一种不堪回首的害怕。在那个买米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的计划经济时代，就算有了肉票，还不一定吃得上肉。我的名字，就是因为母亲买不到肉而给改的，那年我刚满一岁，母亲本想称一斤肉为我庆祝生日，结果她排了一整天的队，猪肉卖完了，也没听见叫她的号。等她跑去问屠夫到底是怎么回事，屠夫扬着手里的那张肉票，振振有词地说，这个“杨肃寿”，我叫了三遍，你自己不来，我有什么办法啊。肉票上母亲写的是我的名字———杨潇涛，只是好端端的“杨潇涛”三个字在屠夫嘴里成了“杨肃寿”，母亲又怎么知道这是在叫她呢。母亲失望地走回家后，果断地把我的名字改为杨涛了。

　　当然，在那个年月，就算是有肉票，就算是屠夫没叫错名字，家里的经济条件还允许，也只能是一个月吃一斤肉。每次买肉回来，父亲和母亲都舍不得吃，而是把猪皮剔下来晾干，等积攒得多了再一起熬汤，精肉和肥肉一起剁得碎碎的，放点盐和酱油蒸熟后再分成5份，每天给我取一份吃。好在那时候，父亲在井下工作，矿上为了鼓励井下工人多加班，会在每个月末下班后，叫工区食堂做一大锅红烧肉，任由大家吃饱，算是犒劳大家。

　　听母亲说，父亲每天晚上10点以后才能下班，那时候的我早已进入了梦乡，为了让我能吃上一顿饱肉，肚子里多点油水，父亲会在下班后一路跑回家，匆匆忙忙地扛着我再一路跑到山上食堂去。母亲回忆到这里的时候，父亲就会慈爱地看着我，笑着说，那时候的你可真馋啊，那么大一坨肉，你才不管它是精肉还是肥肉呢，一口就包了，把腮帮子胀得鼓鼓的，牙齿一嚼，猪油就顺着你的嘴角流下来了。唉，可惜的是，那时候的我实在太小了，还来不及学会记忆，现在无论我如何使劲，也回忆不出当年在山上工区食堂吃红烧肉的情景了。那时候的红烧肉做得好吃吗？被父亲们扛到山上去吃肉的孩子就我一个还是有很多呢？父亲们在喂我们吃肉的时候，自己都吃饱了吗？工作一天，父亲们一定很累了，他们怎么还能健步如飞呢？长大后，我曾经去过父亲当年工作的矿洞，从那里到我家，我可是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啊。

　　家里的生活条件慢慢变好后，每天都可以吃上肉了，我也就学会了挑挑拣拣，愣是丁点儿肥肉也不肯沾。但我还是特别喜欢吃红烧肉，或许就是因为那年那月残存在童年里的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