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兰

　　一直想写程安庸老师，或许太慎重了，竟一直不敢着笔。

　　在我的求学生涯里，见过老师很多，有些我已记不住名字了，有些连面孔都模糊了，但程安庸老师却是一位我忘记不了的老师。

　　大学第一节中国古代文学史课，上课铃刚响，教室里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师，穿一件旧夹克，胳膊下夹一个鼓鼓的深蓝色的书袋子。鬓角微霜，眼里有种殷切，期盼着什么似的。

　　老师向教室里扫视了一眼。走上讲台，用黑板刷拂了拂讲台上的粉尘，小心地放下那个鼓鼓的书袋子。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工整地写下“程安庸”三个字，接着，他竟又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和邮箱。

　　回过身来，他说：“我叫程安庸，同学们就叫我程老师，以后就由我教授同学们大一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这是我的电话以及邮箱，以后同学们学习上有什么难题，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给我发邮件。”

　　大学陆陆续续地也上了一些课了，还没见过一个老师不仅连名带姓地写了出来，还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电话和邮箱都告诉我们，他竟不怕我们麻烦他。

　　以为他也会作一番惊艳的自我介绍，但他除了平平的自报家门，并不说他自己，我想他一定觉得任何荣耀都是不值得用语言彰显的，但他却不嫌麻烦地给我们多讲了一番话，而那番话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响着。

　　“你们有的同学进了一流大学，你们是否为自己没能进一流大学而沮丧？但这是完全不必要的。高考已经成为过去，你们是和你们那些进一流大学的同学站在一条起跑线的，四年后，鹿死谁手，那还不能断定。”……

　　他必是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我不知道当时其他的同学听了内心是否波澜万顷，我只觉得连日的阴霾，终于云散天晴，只觉一颗希望的种子在自己心的土壤里，膨胀，膨胀，“砰”的一声撑破泥土伸茎抽叶，在阳光下，在清风中，欣然鼓翼。我又觉得自己是一艘鼓帆待启的航船，可以意气风发乘风破浪航行几千几万里。

　　他总要我们多读书，简直是谆谆教导，苦口婆心了。

　　“陶渊明的作品就百来篇，篇篇精品，这是应该都熟读并背诵的。”他说。

　　学唐文学时，他又说：“唐朝的这几位大家，每一位的诗作都是应该背上百来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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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课，虽带着书，但并不翻，中国上下几千年的璀璨早在他脑里安安稳稳地坐着，循规蹈矩，择地而出，滔滔汩汩，不绝如缕。看他纵横捭阖，汪洋恣肆，你总忍不住好奇，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以容纳下那么多东西？然后你明白，原来书海这个词可以形容一个人。

　　有一次上课。意外的，他没有想起一首诗来。

　　“你看，多熟的诗，竟忘了，看这记性。”他轻轻地拍了拍脑袋，想了一会，还是没有想起，然后他问我们：“你们有谁知道？”

　　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好在读那时期的诗歌，于是，我便吟诵了出来。

　　他一下子高兴起来。“是这首，就是这首，看来同学们课后还是认真在读这套作品选的。”他是说朱东润先生编的那套《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他高兴得比他自己想起那首诗还高兴。

　　多年以后，每一念及他那时的高兴，念及他为一个学生肯读书而如此高兴，我便为之动容，为之泫然。

　　他批改作业，又巨细无遗。几个班的论文，他一篇篇细细地改过去，连一个标点符号，他也不放过。不仅如此，每篇论文他还要详详细细地写上评语，好的值得发扬的地方，需要改正的地方，以及如何改正，他都一丝不肯马虎，想多付出一份心血，就可能会多帮助到一个学生。

　　我从小就不肯好好写字，我想我又不成为书法家，字能看清就行。长大后，也不愿好好地练练，觉得浪费时间，所以字从来就没有好过。

　　他批改论文，自然就少不得纠正我的字了，把那些没有写好的字一个个圈出来，在旁边一个个工工整整地批上“‘某’字要写好”，那份认真与耐心，就像教初学写字的学生。我从未为自己的字惭愧过，但当我看到那一字一句的批改时，我第一次为自己敷衍的态度心生愧疚。

　　在科研成为攀登的台阶时，他却默默地把一腔热情扑在教学那一亩冷清的园地里，在功利的世俗看来，这是多么不划算。但我想他根本就不在乎那一顶顶并不实在的冠冕，他在乎的是一季又一季桃李鲜妍枝头。

　　读书时的作业本往往学期一结束便飘零四散了，但程安庸老师批改的作业本我却敬重地珍藏着。前年搬家，怕工人弄丢了，我把老师批改的几个作业本和十多年前一个姐姐从香港买来送我的一本《圣经》，一同放在一个亚麻色的布袋里，想自己提着。哪知袋子放在小区的椅子上忘了拿，再匆匆赶去时，竟再也找不到了。当时自己怅恨痛惜了很久。那本《圣经》倒在其次，虽送书人的情谊难舍，但老师批改的那些作业本却是再多的钱都买不到的，那上面有老师一笔一画的批阅，那是一个真正的教育者望学生成长成才的拳拳之心。

　　大三，他教我们公文写作。想到我们再过一年就要走上社会，上课时，他就添了我们上台练习讲课的部分，希望我们走上社会时，多掌握一门适应社会的技能。用心良苦，拳拳可见。

　　他第一个叫我上去讲。我那时立志坚决不教书──年轻的心总不甘平凡，总向往轰轰烈烈，反讽的是我日后竟也执鞭教坛……也懒得准备了，结果讲得不好，他有些失望。

　　“好好练练吧！”他并没有责怪我，但我心里已很难过了，觉得对不住他。

　　有一次，我去图书馆，在总理楼前又碰到了程老师。

　　“还是考一下研吧！”他说。

　　那时我正策划写一部长篇小说，雄心勃勃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当然后来天也没有惊，地亦没有动，那未完的小说现在还躺在我的书案上。

　　“写作的事先缓缓，先集中精力好好考考。”他知道我在忙着写东西，“至于文章，想到时就随手写了先放着。”

　　其实那时我也已着手准备研究生考试了，对中国古代文学，我有一种近乎虔诚的痴迷。但我并没有认真准备，我那时自信得过了头，我想这对我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多么愚蠢而狂妄的想法，结果可想而知了。

　　第二年春天，有一天，我从校报领了稿费，刚走下校报社大楼，又遇见了程安庸老师，他正要去文史资料室。那时他早不教我们了，其实那时我们的课早停了，大家都忙乱着，找工作的找工作，研究生复试的复试，出国的出国。他问我考得如何，我心里异常难过，头就低下去了，很怕看他。

　　“再考一次吧！”他的面色很凝重。

　　我那时的愧疚和难过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

　　不知是因为他身材高大，站在讲台上自有一种大家的风范，还是他鬓角初霜，还是他眼里那殷殷的期盼，我总想起他站在讲台上的样子：两手撑在讲台上，高大的身板微微向前倾着，眼里满是期盼。（那种期盼，我想每一个做过他学生的人都读得懂）想着，就不由想到孔子，想到杜甫，想到一切心忧天下的圣贤。我那时也疑惑，我怎么会莫名地想到这些圣贤？我后来想明白了，是因为他们都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为天下而忧的大心。

　　我后来见到很多教授和专家，他们大多有等身的著作，有掷地有声的名声，但程安庸老师却是我为数不多的敬重的人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