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勇

“你难得回来，去乡下看一看，老屋都长草了！那片菜园，现在可没人管了哟。”母亲对我说。说话的时候，她的语气既有点无奈，又有点不舍。

我知道，她还是放不下老家的人和事，放不下那里的花草与树木，放不下那里的老屋以及老家的街坊四邻……

当年父亲和母亲结婚，当时父亲就已经招工到湖南省水利电力公司成为工人，在外公来说也算是有面子的。于是，三爷送了一床志愿军复员时发的被子当贺礼，外公则是把女儿交给了父亲，父亲和母亲就这样简简单单在长沙办了席结婚。

父亲在辗转多地后，始终没有解决母亲和我们的户口，于是母亲决定拖儿带女回到凤凰沱江镇白岩村，从此她艰难地拉扯着四个儿女长大。用母亲的话来说，父亲人太老实了，不会圆滑。儿女们一天天长大，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日子过得愈来愈艰难了。

在我七岁上小学时，母亲在生产队做工，她人瘦小，挣的工分少。记得过年时大队让我们家去领东西，我家能分到1斤地萝卜、5斤花生、2两菜籽油。父亲每个月从外地寄10元钱回家，母亲才得以买回几尺布，预备去做一件过年的衣裳给我们穿。冬天，天寒地冻，母亲用父亲单位发的手套给父亲改织成一件毛衣背心穿，我们看了好不羡慕，便问母亲，能不能替自己也织一件这样的背心。母亲叹了叹气，说，父亲说手套是公家的东西，不能多拿呢。

于是织毛衣背心的事一直搁在我心里好多年，直到我考上大学，母亲才让父亲把他那件背心送给我。手套背心很暖和，这其中包含母亲对父亲的爱以及对儿女的体贴，想来常常感动不已，一直到很多年后我依旧记忆犹新。

在农村，母亲可以算得上是有能耐有想法的人。她虽没有读多少书，但做过赤脚医生，也做过大队会计，持家的能耐也是不凡的。1978年分田到户后，我们家有了田有了地，母亲便终日忙碌于田地之间。春天的时候，母亲撒下谷子培育秧苗，杜鹃鸟在山间唱着“多种苞谷，插秧栽禾”的歌谣，母亲便动员我们去水田里帮忙。在母亲娘家人的帮助下，一家人忙忙碌碌而又其乐融融，在田间争相抢秧把。

到了下午，母亲往往还要回家烧饭菜，她会把过年时熏制好的腊肉好好刷洗干净，切出来蒸熟，炒大蒜腊肉。就算在田边的我们也能闻到香味。在一片浑浊的水田边，我们吃着饭，想着秋后的收成，无比欣悦。

母亲一边劳作一边打理土地。她在勾机坡种玉米高粱，在老冲坳种地萝卜和花生，另外还种烟叶，那是父亲的所爱。父亲从参加工作时起就抽烟了，但他并不喝酒，自己种烟叶，就可以解决父亲的需求了。

后来，父亲的工资也在涨了，母亲感到很欣慰，盘算着买一台蜜蜂牌缝纫机。在当时，一台缝纫机的价格是127元，差不多可以买870斤大米或者130斤猪肉了。母亲说，把父亲每个月的工资攒下来，到年底便能买台缝纫机了。

母亲对土地的规划显现出她的持家智慧。我们家的菜地从最初的3块地渐渐增加到6块地，近处的恰岩板菜地种的是萝卜、白菜、大蒜、葱以及韭菜、茼蒿、辣椒、豆角，在沙湾，她另外开垦出了两分地，用来种西红柿、茄子、黄豆还有长豆角。当我放学路过，就能看见母亲弓着腰在恰岩板菜地里面忙碌，她瘦瘦小小的身子像一只虾，跳跃在高低错落的菜苗间。母亲看见我，会让我帮忙浇水，等我大了一些，便会挑着粪肥帮母亲浇地。

在撮箕垄，我们家有一块种花生或番薯的沙地。记得母亲带我去翻藤割苗，再挑回来喂猪。母亲告诉我，待到猪长大了，能卖钱，留一头卖一头，攒到五千元，我们就准备起屋造房子了。

有一年，母亲带我去城里卖菜，一路上她都在打听缝纫机的价格，问了上海牌和蜜蜂牌，价格是差不多的。上海牌用得多，价格还可以再便宜一些。母亲考虑了下说，过两天再看看。

还没过一个星期，父亲下班时扛回了一台缝纫机，是上海牌的，价格是122元。从此，母亲便自己动手缝纫裁衣，我们围着缝纫机，见母亲才缝个上衣口袋出来，就吆喝着开心起来。那一年年底，我们都穿上了母亲亲手做的卡其布中山装。

又过了一年，那年底，母亲卖了猪，攒够了钱，她花3000元托人从安乡买了一副屋架过来。父亲叫了机械厂的同事拆了屋架，用汽车装回来。汽车是很晚才到村子里的，父亲叫了师傅吃饭，大家商量着起屋的事情。

在我高中毕业时，家里开销大了起来，弟弟妹妹也读书了，母亲做了一个不得不离开乡村的决定。她说自己要进城去做生意，光靠父亲的工资养不活一家人。

离开村庄的决定是艰难的，但母亲不得不去做。好在父亲在城里有一间房子，一家人也就能暂时容身。况且我上了大学，在外地求学，平日里不常在家住。母亲说，白岩村是让人留恋的，她时常在梦里梦到她的菜园，她的土地和田野。母亲说将这些事物永远放在她的心里了，无论时光如何变换……

收了秋稻，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背着背篓出发了。家里的东西暂时没有搬，包括母亲的嫁妆：几个大箱子、一架床和两架柜子。

母亲看着这个苦苦经营起来的家，眼里满是遗憾和不舍，却还是一步一回头，离开了白岩村。在她身后，田野在呼唤，菜园在挽留，母亲擦着眼泪，和村庄艰难地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