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志明

每个年轻的生命都向往天空，但总有一样东西让你心甘情愿降落到陆地，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些事。曾走过许多的城市，看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却没能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所以，当我最好的朋友们逐渐离开深圳时，我也打包收拾了所有的行李，奔赴回家的高铁。可我仍然相信，世界上没有白走的路。那些城市，那些人，都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在咀嚼回味时焕发新的色彩。

（一）上海记忆

记忆如同气味一般，过得太久，便会挥发，直到最后闻不出，也忆不清。对于上海，印象最深的是气味图书馆，那时刚毕业的我见到标着“巴黎”“德国”“忧愁”“眼泪”“地球”“喜悦”的瓶瓶罐罐时，好奇地一个个全部都打开来闻一闻。“忧愁”散发着淡淡的新翻泥土的气息，“巴黎”是金属味的，“厦门”有点甜……那是第一次知道，每一种情绪，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气味，你甚至可以调配一种专属于你的气味。

上海，是浓到化不开的生巧，幽香苦涩，还有些许甜蜜。和平饭店的门童笔直地站立着，老电影一幕幕闪过眼前，黄浦江边一对母女心满意足地坐着看风景，她笑一笑很满足地告诉我，她来上海十多年了，已经定居。彼时，我还是个初出社会的黄毛丫头，好奇心支撑着双眼，不想合上。跑去看百老汇歌舞厅旧址，在张爱玲住过的公寓下留影，在上海南京西路南京东路逛到迷醉，去丝芙兰试最贵的化妆品，再回到最偏僻和狭窄逼仄的求职公寓。22岁，以为自己可以拥有整个世界，所以刻意忘却现实的苦辛。“年轻”好似一抹栀子香，浓烈又短暂。

立春前的上海，法国梧桐没有一片叶子，单薄的高跟鞋和求职套装包裹着年轻的梦，一碗刀削面就能排解所有的辛苦。广告公司负责人问：“你知道什么是策划案么？”然后又自我否定，拿着一根烟斗说：“这是意大利的烟斗，你给我想个推广方案。”旁边的人事经理识趣地说：“你现在问她她也不懂。”随即，年轻人又茅塞顿开地说：“那你就想圣诞节在超市卖可乐，怎么样吸引小朋友吧。”我说了一个自己很不满意的答案，悻悻离去。在回去的路上不甘心地一直想，最后鼓起勇气告诉了那个年轻人我觉得最满意的答案。我奖励了自己一杯酸奶，告诉自己明天加油。多年后回看，那个年轻人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风度翩翩又很有成就感的样子，后来我见过很多比我小但又“事业有成”的经理人，我知道那确实是一种“成就感”。

在所有的文学门派里，最是喜欢海派文学，因为海派总是带着一些浪漫的残酷。仿佛只有洋气和土气的碰撞，才能糅杂出最真实的人性。在上海，每次从地铁口钻出，举目无亲，寒风刺骨，总觉得飘摇欲坠。上海南站那么多各处而来的“外乡人”，而我只能松松脖子上的围巾，又快速地离开。依稀记得人民广场上的相亲牌，清楚地写着女，国企职工，有上海户口……在我停留的十五天里，上海，没有阳光。爸爸来电话说：“没有好的工作就回家吧。”我开始想念福州，想念街角阿嫲卖的盐水桃子，青绿中间点缀些许红。我想念家乡，想念灯火阑珊处只为我夜归留的灯。那时的我仿佛置身无边的大海，海水腥咸，内心却是安宁的。

自助披萨贩卖机公司给我面试结果的时候我在回学校的动车上，速度飞快，他让我无论如何再去谈一次薪资，我说：“不了，这一次我想去温暖的地方，上海的冬天，还是太冷了些。”

（二） 香港的日与夜

1995年的深圳，一直下着暴雨，玻璃瓶装的汽水铺满了所有的回忆。在白石洲，几个本地小孩总是挡着我回家的路，表妹抢走了我所有漂亮的新裙子。唯有隔壁的阿婆一次次地把她珍藏的朱古力送给我，唯有邻居的姐姐，总带着我捡贝壳。捡贝壳的地方望去就是香港，长大后才知道那几年许多人就是从那片海滩偷渡去的。那时，母亲也会偶尔拉着我去海边看着对面的灯火辉煌，她总是十分郑重地告诉我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有机会去到对岸。

2013年大学毕业的我决定亲自去对岸看看。从罗湖过关，再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就能到达香港的腹地尖沙咀一带。京九铁路的火车平稳地穿过山，跨过海，再钻到地下。人们脸上有的洋溢着第一次到港的惊喜和张望，有的写着无数次到港的淡定和平静。大部分的香港人则是刷完八达通直接进去头等车厢，而我还来不及读懂他们脸上的喜怒哀乐。

在满街的繁体字的广告牌中穿梭，就像生活在古代，因为20块总被香港人说成“20文”，找零被说成“碎银”，站台也一般叫做“月台”。此时只能用大学老师的话做解：在所有的语言种类里，粤语和闽南语是保留古汉语最多的两种方言。广告牌能把整个小巷的天空占据，不留空隙。在讲粤语、讲英文和讲普通话的客人中，商店的服务员仿佛不大喜欢讲普通话的客人，硬生生地堆出一脸笑。

海港城的奢侈品门店，排队的人从街头蔓延至街尾。中环的写字楼鳞次栉比，映衬着维港的繁荣昌盛。星光大道上留下手印的明星及签名没有细数，但那是整个香港电影最为繁荣的见证。太平山顶的风很大，但整个城市就像不知疲倦一样，灯火辉煌。之后的之后我才明了，在深圳工作的我们，可以相约去维港看烟花，去电影院看无删减电影，或者只是去穿越海岸线，那也证明我们活在一种比较“先进”的生活方式里。

在深圳工作的日子里，大家用的几乎都是港货，许多阿姨连米都要去对岸买。不少小朋友穿越关口，起早贪黑地只是为了在香港上学。在《麦兜响当当》里最有名的论断便是香港人的生活哲学——长大后赚钱去对岸娶个小老婆生儿子，于是就有了许多美丽的“太太”在深圳住着靠海的房子，成为景观。

最喜欢的是长洲岛，那里似乎还留存香港居民的生存方式。港口飘来的海鲜味甚是浓郁，柠檬茶是大瓶装的，卖柠檬茶的阿婆不会讲普通话，旁边的牛杂店生意兴隆。曾经港剧的画面好似就在眼前。一个菲佣带着主人家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低矮的屋檐把人衬的有些高大。

深圳速度好像永远赶不上香港速度。香港那么忙，忙到只是一眨眼天就黑了。因为从深圳到香港，要在维多利亚港欣赏一次街头表演，要在麦当劳买一份炸鸡，要在尖沙咀女人街买一双鞋子，要去太平山顶看落日……来来往往的火车，纷繁的人潮，各种肤色各种发色高矮不一的人群交错成了最为繁忙的香港购物一日游。

而十二点的钟声敲响前，大部分的游客需要赶紧放下一切“意犹未尽”冲到“月台”，赶在深圳最后一班地铁开动前回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