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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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节前夕，时任微软公司中国地区总裁唐骏，接到比尔·盖茨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盖茨要来中国。这令唐骏既惊且喜。

作为微软公司在中国的全权代表，唐骏可以见到国务院副总理，就是见不着国家主席，而盖茨到中国来，就可以见到国家主席了。但是，唐骏掐指一算，那一天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三，安排多有不便。于是，唐骏就告诉秘书说不行，那天盖茨不能来。秘书十分生气地说：“你竟敢说不，你可知道盖茨的行程都是一年前安排好的。”唐骏说：“是，我知道，可是那天来会有麻烦，会面不会顺利。”秘书说：“那你自己跟盖茨谈吧。”

唐骏就打电话给盖茨，告诉他那天不能来中国。这令盖茨十分惊讶。要知道，盖茨的脾气很大，不，应该说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唐骏解释说：“我知道，您的行程是一年前就安排好的，可是中国的春节是五千年前就安排好的。”盖茨更是惊讶了。大家想想，只有数百年建国历史的美国人，听到五千年是一个什么概念，盖茨会惊讶成什么样子。就这样，盖茨同意了改行程。

后来，盖茨到中国，唐骏到首都国际机场迎接的时候，盖茨见到唐骏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大胆，这是我进入微软36年来第一次改行程。”唐骏说：“您不是输给我，您是输给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唐骏这样说，立即提高了他的老板的地位，把盖茨和五千年挂上了钩，令盖茨转怒为喜，无上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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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对自己曾有四次评价。

毛泽东认为，《毛泽东选集》是“血的著作”，“是群众教给我们的”。“不是我的”，而是斗争的产物，是在一次次实践中被逼出来的，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这样形容《毛泽东选集》，“自己并没有什么伟大，不过是从群众那里学了点东西。”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时说：“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说：“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老朋友斯诺。谈到“文革”后对他本人“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称谓时说：“什么‘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1971年，毛泽东接见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个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1975年，毛泽东多次听读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当听到其中“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等句时，不禁泪流满面。1975年10月1日上午，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是天大的唯心主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