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萍

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

它的传奇之处在于，在战火纷飞之中坚持办学，弦诵不绝，为新中国保存了教育实力；它只办学8年，但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有名望的科学泰斗、名士鸿儒几乎都与它有关：李政道、杨振宁、朱自清、胡适、闻一多、沈从文、冯友兰、钱钟书、朱光潜、陈寅恪、梁思成……更让人瞩目的是它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和自由包容、民主科学的学风，影响至深，是很多教育人憧憬和追寻的梦想。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对西南联大进行过深入了解——历史课上，西南联大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知识点；迷汪曾祺的文字，看到过跑警报、联大学子在外面兼课、当会计的故事，但迷醉的是其中的恬淡诗意。直到去年听一位朋友提到西南联大，说起西南联大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的原因，还说，有人专门在研究西南联大的办学……我这才激起了要去了解的冲动。

最近，讲述四代清华人的电影《无问西东》热播，吸引了人们对于西南联大前所未有的关注。很多人都会问：西南联大到底是一所怎样的学校？这本读到了结尾的《西南联大行思录》，正好给我弥补了这一知识空缺——1937年7月，日本大面积侵犯中原，为了保存教育实力，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决定将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联合内迁，先是在长沙暂驻，称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三所大学回到北京复校。

《西南联大行思录》作者张曼菱是北大毕业生，出生于昆明。出于她和父亲两代人对西南联大的神往，她走访了大量大陆和台湾的西南联大老校友，亲身接触，深入交谈，如实记录，积累了大量的笔记、文献等一手资料，拍摄出专题片《西南联大启示录》。《西南联大行思录》则是她根据记录走访过程的纪实类作品。

书中也有一些作者本人的看法和思索，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评论成分，但还是尽可能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呈现，穿插了很多人物访谈时的实景，尽可能还原西南联大本来的面貌，也展示了很多名家的睿智、胸怀和情操。书以时间为线，分为《南迁》《山城》《弦诵：教授“立”校》《弦诵：“无为而治”》《从军》《学潮》《北归》《两岸》八章，介绍了西南联大成立之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情况，师生南迁的过程，三所大学在非常年代如何克服经济窘迫、敌人炮火袭击等困难，保持着世界一流的水准培养人才，以及抗战后期师生投身行伍及学潮涌动的往事，还对联大师生的后来经历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就像后记中三联书店编辑的总结一样，《西南联大行思录》是一本大书，是本活书。作者以一种看似散漫的记录方式，包罗了非常多的内容，不仅有学校的历史，也有联大师生的命运，也是抗战历史的侧面记录；有对大学办学精神和管理体制的探讨，有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切和思索，也充满名家对人生、信仰、志向的充满哲理的思考。值得后人学习的，太多太多。

这里，我还是回答一下读这本书之前的问题吧。

西南联大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办学成就，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她的本身，她的师资力量、治学态度和管理体制。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的联合，集合三所顶尖大学的名师，师资力量在当时甚至当今时代的全球范围内都应该是非常雄厚的。正如清华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多是国外留学归来，学术水准很高，教材是学校委托商务印书社直接从国内翻译。西南联大采取的是严进严出式，8年办学，真正的毕业生只有3000多人，其师生比非常高。大师们治学严谨，细心浇灌，精心呵护，自然成才者众。

书中有一个细节，一名工科学生因为没有看清考题，将原本要求精确到小数点之后三位只精确到两位，而被教授打了零分，被迫重修一年。这些要求看似苛刻没有人情味，却培养了学生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后来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此外，三所大学的组合，可谓是互补类型的完美组合：北大的包容，清华的理性，南开的务实，以一种独有的方式共存，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包容。教授们也均是“君子”，没有所谓的“文人相轻”。书中就有几位教授交换未发表的学术成果互相学习的情节。加之执掌校长梅贻琦等人主张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使得校内的管理井井有条，师生齐心，才能使学校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办学。

与之相对的是西北联大，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国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联合，校址在西安这所文化氛围更加浓厚的十三朝古都，按理说应该有更好的发展。但是几所学校在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自己“窝里斗”，也失去了官方的支持。1938年7月，教育部即指令其改组为五所独立大学。由合到分，西北联大实际上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时间太短，根基都没有打牢固，成就自然不可能与西南联大相提并论的。

大学是象牙塔，但不是空中楼阁。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因为有国家和社会在背后鼎力支持。我认为，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在“南渡”之后顺利“北归”（“南渡饱看新世局，北归难觅旧巢痕”陈寅恪诗），还在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云南王龙云提供了所能提供的最大支持。

西南联大的学子，大多来自沦陷区，衣食无着，大部分都是靠政府给的不用还的“贷金”来生存的（这和当今的助学贷款有点相似），为了保证师生南迁，国民政府还派出了部队随行，龙云这位后来被打倒再被平反的云南王，规定师生的“法币”比当地的“滇币”值钱，要求当地的乡绅给西南联大提供租住房，保证了师生在当地社会的融入。龙云还借维护持续秩序名义派警察跟从学生游行队伍，保护进步学生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当然，校长梅贻琦在处理与国民政府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办学的经济后盾和社会根基。

此外，敌人炮火的轰鸣，更进一步增加了师生专心学习、将来报效国家的斗志；云南那块富饶的后方之地，也给西南联大的几千人提供了衣食补给。

特殊的时代，成就了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成就不可能模仿，也不可能再现。在我心中，西南联大和苏霍姆林斯基执掌的帕夫雷什中学一样，是一个教育的伊甸园。《西南联大行思录》也不只是一本教育类书籍，她值得更多的人去读，读出更多更丰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