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复科

早些年，在我们乡下，每逢年关人们都要做几件善事。比如修桥补路，比如去天桥山供灯油，又比如修理学校的窗户，给敞篷的牛栏围一床破了的席簟挡风寒，那时候的牛当然是宝贝。还有就是把半新不旧穿过了的草鞋挂在路边的篱笆上或树枝上，方便过路人草鞋烂了可以救急等等。以上种种行为都是不能让人知道的，仿佛让人知道了，就违背了做善事的初心，影响了善的纯洁性，按照老一辈人的说法当然是影响自己功德吧！过去，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风俗习惯，无论形成的年代还是延续传承的历史都非常久远，亦同我们生活的环境文化和心灵有着浑然天成的默契。时代变迁，我们生活的文化环境和人的内在都在发生变化，根生于相对稳定文化环境基础之上的一些古老习俗如今差不多都消失殆尽了。这是一种变化缓慢的过程，就像我们习惯了的一条河流，一片草地丛林，乃至一个村庄，它们的变化需要用历史的长焦距观察才能科学地结论。短时间或短距离内，默化的过程并不明显，比如身边某种禽鸟或者植物灭迹了一样，并不会立马引起人们的警觉。

中国自汉代以来，随着贵族阶层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天生就担负着国家管理使命的群体没有了，那么又如何选拔国家管理层的优秀人才？举孝廉的选拔方式曾经出现过，这种方式对后来人才的选拔一直有很深远的影响（察举制）。孝廉，本义即孝子廉吏。从汉武帝开始，迄于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被察举人的资历，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察举之后，是否选得其人，还要经过考试，而后才能量才而用。

具体察举的标准估计比较繁杂，其中，有一点最耐人寻味，那就是看举察对象“孝”的品德，除了街坊四邻的口碑之外，被举察对象平日里不能有自我标榜自己孝之品德的行为，也就是说孝必须是发乎内心的，如果把孝作为提升自己的表演道具，沾沾自喜，就违背了孝的“仁之端”，孝就不是孝了，是虚伪，是恶。

历史是智慧的大书，万千变化，看似无常，实际是有规律可循。《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历史学家司马光为什么要把公元前403年作为这部历史巨著的开端？其实，暗含着作者对历史无声变化的敏锐判断。《资治通鉴》认为天子最重要的职责是维护礼教；要想维护礼教，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要想区分好地位，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礼教，就是礼纪朝纲，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这种观念一以贯之，立意清楚，论证有力。那么回过头来就会发现，公元前403年，这一年周天子对三家分晋上位的韩、赵、魏三家给予法定程序的认同，标志着周王室对延续近八百年的纲纪礼教立国体系的自我毁坏。

变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发展的量的积累，但是变的指向往往不是唯一的方向。所谓移风易俗，那是我们对事物发展的弊端有了充分认识之后趋避不利，因势利导。事实上，习俗的变化和世道人心有着诡异的默契。我对这些流逝的习俗和古代选拔人才制度，进行一次审视就会豁然，为何古人特别看重为善和孝行的内心真诚度，是否出于本性，是否发于本能，几近苛刻，这也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