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金彬

近日，花垣县纪委宣传部石绍辉主任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为我送来100元钱。他说：“石股长，这是你在《团结报》发稿的稿费。”这时，我才想起2017年8月18日，我那篇《花垣司法局开展法院庭审旁听警示教育活动》的新闻稿曾发表在《团结报》上。

接过这100元，我心里感慨，这笔稿费虽然不多，但在我心中分量很重。一时任思绪飘飞开去。

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我在吉首读中专。家里田土少，兄弟姐妹多，农忙之外，父亲四处打零工补贴家用；母亲常随村里的父老乡亲去长沙等地乞讨衣服，摆地摊为我筹集学习费用。后来，不堪重负，一家三兄弟四姐妹，有的为我辍学，把学习机会让给了我，有的甚至为了我，从没进过学校读书。

为了省钱，我一天只吃两餐饭，甚至有时只吃一餐饭。

一年夏天，父亲不幸得了肾炎，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长达半年之久，花光了所有积蓄，变卖了一切值钱的家当。我生活费数月没有来源，眼看就要辍学，幸亏及时得到了班主任老师彭武妤及其爱人张大庆老师的关怀，一方面得到本班同学的捐助，另一方面通过团结报社编辑彭世贵老师的报道反映，得到了团州委每个学期给予1000元的救助金，因此得以完成学业。

读中专时，受周培源先生的一篇文章《自学成才要有文史知识》的影响，我萌发了写作的念头。作者在文中引用了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一段话：“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的话，我的意见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及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鉴于苏步青教授对语文的这番感言，学生时代，我把很多精力放在了写作上，并把自己的文字向当时州交通学校创办的《春苑》文学社和吉首大学联合主办的《文学沙龙》投稿，不久这两个文学社采用了我的文章，很快便吸收我为文学社社员。虽然没有稿费，可我依然坚持投稿。

1998年9月，我被分配到花垣县补抽乡政府工作。刚参加工作，我住的是单位安排的一间破旧的二层砖木房，经济拮据，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豪华的家具了。

两年后，我在补抽结交了女朋友，即现在的妻子。她皮肤白皙、热情大方，不仅对我的贫穷处境不嫌弃，还时常从家里带些农家菜帮助我。给予我无微不至的抚恤。而我仅是一个又黑又瘦的贫穷男人，除了干部的身份，留得住她或吸引她的地方，应该是我那间陋室里的书香。我爱读书，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感染着她，从中激发她读书向上的兴趣。

2015年11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花垣县司法局从事办公室工作。从此，接触了不少文件资料和新闻简报。同时，还于2016年有幸参加了全县新闻通讯员培训班，亲自聆听了团结报社编辑和记者们的精彩讲课，对新闻通讯有了初步的了解，由被动投稿转变为积极主动投稿。半年内，我向《团结报》投了10余篇通讯稿，竟没一篇被采用，看到付出没有一点回报，我感到心灰意冷。好在得到了朋友的鼓励与鞭策，我结合新闻通讯稿的写作要求，分析查找原因，进行学习总结。去年8月10日，我就单位开展法院庭审旁听活动及时写稿并向《团结报》投了稿。一周后，发现所投稿件被《团结报》第六版刊登了。当时，我高兴得像一个孩子，迫不及待地把电子版链接通过微信发给了妻子，然后分发给同事和亲朋好友。这样做有点张扬，但我心中的喜悦难以压制。

这笔稿费虽然不多，但在我的写稿生涯中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我必须珍惜它，一定要把它花在“刀刃”上。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并不缺这100元钱，可是想到在自己曾经历过的那段艰难的求学岁月里，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还处在攻坚克难阶段，有人也许还面临着当初我的那种处境，需要人们的帮助。扶贫首先扶志，为此，我决定把这笔稿费买一些励志成才的书籍赠给我扶贫联系户的孩子们，希望通过这些书带给他们正能量，改变精神的贫瘠，努力学习，走出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