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望

真是无巧不成书，一次偶然的机会，与茂军先生（朋友尊称阿蒙哥）相遇梅子的半亩方塘茶院，闲话聊天论年龄时，得出一个令双方都惊讶不已的结果：我与他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老庚。由此，我的心里便生出许多亲切来。之后，与他不常见面，只是在朋友圈里时常会发现阿蒙哥忙碌的踪迹。前晌，与阿蒙哥在位于峒河河畔的“境然堂”不期而遇，久别重逢，自然要说的话很多，饭后，我们一行七人，去向阳老街散步，街边的一间旧书屋，把我们拉扯了进去。

屋内书架、书桌，甚至凳子上，凡能放东西的空隙处，都堆放着店主四处收购来的旧书刊，分类众多，五花八门。在旧书堆中，我淘得几本傅雷先生翻译的外国小说和周汝昌著的《红楼梦新证》。文章淘得一本《弘一法师》，内有李叔同的书法作品和诗词歌赋，甚为珍贵。阿蒙哥淘得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令大家为之眼前一亮，书的封面已然发黄，印着梅兰芳述、许姬传记，版权页上印着：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1980年11月第2次印刷，定价 1.2元，字数146000。书中有许多当年梅兰芳舞台演出的插图，虽是黑白线条，但也惟妙惟肖，凤冠霞帔，粉气逼人，透过这些照片，依然能感受到梅先生当年的风采神韵。“真是本好书！”我们异口同声地点赞。

我略略浏览了一下书的“前记”和“编写说明”，便为书中的文字吸引住了。老庚见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便慷慨而言：“你就先拿回去看吧，看完再退我。”我总觉得有些夺人所爱，免不了谦而逊之地推辞几番，但最终还是在他坚定实诚地决定下，我把这本书带回家先睹为快了。阿蒙哥真是个善解人意、热诚爽朗的人。

《舞台生活四十年》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性质的书，以记述梅先生的艺术为主，生活次之。关于该书创作的动议，梅兰芳在书的“前记”中说：“我和几位老朋友商量的结果，他们一致认为这部回忆录，不但能总结我个人四十年来舞台生活的经验，也会保留下近代戏曲发展的许多史实，是可以供今后戏曲工作者的参考的。他们都鼓励我，勉力完成这个任务。并且答应帮助我回忆，供给我资料。我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就与黄裳同志约定，等我到津以后立即开始写作。”

1950年的6月间，梅兰芳同许姬传到了北京，住在远东饭店，决定写作计划。写作的方法，是由梅先生口述，姬传笔记，并在书中附刊大量与文字有关的照片。由于叙述的真切生动，记录的妙笔生花，书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焚券”、“赎当”、“养鸽”、“改戏”、“案目”、“赶场”、“梅家旧事”、“幼年学艺”、“北京的骡车”、“缀玉轩的牵牛花”、“戏班的组成运作”、“时装新戏的初试”、“旧时期上海戏馆的种种”、“新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成立”等等，这些由梅先生娓娓道来的真实史料和引人入胜的感人故事，不仅牵住了笔记者的魂，也打动了阅读者的心。

回忆从那晚北京李铁拐斜街远东饭店的谈话开始，梅兰芳说：“姬兄，巧得很，五十六年前，我就出生在这条街上。”说完这句话，他端着茶杯，就默默地堕入在童年生活的回忆里了。夏日的晚风透进纱窗，触景生情，梅兰芳感慨万端地说：“我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学习演唱时期；（二）古装时装的尝试期；（三）出国表演时期。对我有过帮助的朋友，除了本界的前辈以外，有外界的戏剧家、文学家、画家、考据家、雕刻家……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教育我、培植我、鼓励我、支持我！这些人都具有不同的性格、独特的天才，为我作了种种的设计，无微不至。我得到了他们的启示和指导，使我的艺术一天天丰富起来，这都是我不能忘记的事。”

前辈师友的帮助的确是梅兰芳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在第一集第十章《第一次到了上海》篇里，梅兰芳回忆第一次与凤二爷（王凤卿）出远门到上海演出的经历，就是他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当时上海丹桂第一台的戏馆老板许少卿到北京来邀角，约好凤二爷和梅兰芳两人，凤二爷的头牌，梅兰芳的二牌。凤二爷当时已经是戏剧界的大腕名角，在艺术上有了很高的地位和声誉，而梅兰芳刚满20岁，是第一次来上海登台亮相，可谓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戏馆老板开始对梅兰芳艺术的估价并不高，出场费不及凤二爷的一半，对他的演技也是将信将疑，但通过“武家坡”、“彩楼配”、“朱砂痣”、“玉堂春”、“取成都”、二本“虹霓关”等几出戏演下来，梅兰芳在台上能唱能做、有扮相、有嗓子，表演艺术无可挑剔，得到台下观众的满堂彩，他在舞台上的出色表现让戏馆老板立时刮目相看。“上海滩上的角儿，都讲究压台”，为让梅兰芳抓住这次走红的机会，凤二爷给戏馆老板提议让梅兰芳来压一次台，有了前面的精彩表现，老板欣然答应，结果梅兰芳不负众望，压台戏“穆柯寨”一炮打响，色艺俱佳的梅兰芳以自己精湛的演技征服了上海的观众。对自己第一次在上海成功出演压台戏，梅兰芳充满感激地说，“我一生在艺术方面的进展，得到前辈师友这种帮助的地方实在多得数不清，他们就像一面镜子，几十年来一直老是照着我。”

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和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的责任，梅兰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1950年12月17日，已经56岁的梅兰芳在北京大众剧场贴演“穆柯寨”，连演“枪挑穆天王”后，戏毕回家，不顾劳累，仍坚持与姬传每晚两小时的长谈，他说：“有些人一定不能完全了解，我为什么偌大年纪，还要拼了老命这样唱法。为了生活吗？为了过戏瘾吗？这些推测当然都猜着了一部分。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我还有观众。他们对我的期望，没有减退，还是不断地鼓励着我向新的更完美的途径上走。同时还要把几十年来从老前辈那里学来的一点艺术上的精华，在这么广大的观众面前，完完全全地拿出来，供后一代年轻艺人们的参考。这一种期望，我哪能不接受呢?我看到前辈艺人的创造成果和许多宝贵演技的改进，到今天已经渐渐快要湮没完了。后一代的人才，又没有培养成熟。在这青黄不接的时代，我站在一个艺术工作者的岗位上，趁我的精力还能勉强支持的时候，我是应该尽我的力量来努力工作，一直到我不能工作的时候为止的。”

在谈到如何使自己的演技不断创新进步的时候，他说：“要晓得演技的进步，全靠自己的工夫和火候，慢慢地把它培养成熟的。火候不到，他也理解不出。就是教会了他，也未必准能做得恰到好处。所以，每一个演员的技能，是跟着他的年龄进展，一点都不能勉强的。我承认我的演戏，的确是靠逐渐改革成功的。一般老朋友们随时提供那些有价值的意见，就是启示我改革的资料。”又如在第二集第三章《十八个月中的工作概况》篇里，梅兰芳深有体会地说：“等到二次打上海回去，就更深切地了解了戏剧前途的趋势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而变化的。我不愿意还是站在这个旧的圈子里边不动，再受它的拘束。我要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凡是一个舞台上的演员，他的本身唯一的条件就是要看演技是否成熟。艺术是没有新旧的区别的，我们要抛弃的是旧的糟粕部分，至于精华部分，不单是要保留下来，而且应该细细地分析它的优点，更进一步把它推陈出新的加以发挥，这才是艺术进展的正规。”从路三宝学“贵妃醉酒”中，他体会到，“其实每一个戏剧工作者，对于他所演的人物，都应该深深地琢磨体验到这个剧中人的性格与身份，加以细密的分析，从内心里表达出来。同时观摩他人的优点，要从大处着眼，撷取精华。不可拘于一腔一调、一举一动的但求形似，而忽略了艺术上灵活运用的意义。”

在叙述自己学艺的经历时，梅兰芳说：“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我的学艺过程，是与一般艺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不知道取巧，我也不会抄近路。”事实的确如此，梅兰芳8岁学戏，10岁登台，在童年初学戏的时候，每天早上闻鸡起舞，到城根空旷的地方遛弯喊嗓，回来再一遍一遍地踩跷走碎步、跑圆场、打把子、练身段、学唱腔，到了晚上还要背戏本，寒暑不辍，每日必唱。他时常告诫弟子们，“演技是没有止境的。要获得艺术上的成就，必须有奋斗的意志，和吃苦的精神。”梅花香自苦寒来，他的成功是勤学苦练的结果。

而更为令人敬佩的，是他对戏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如在第一集第十章《游园惊梦》中有一段叙述文字，生动地反映了梅兰芳对自己艺术塑造的完美追求，当时有观众对他在“游园”曲子里“迤逗的彩云篇”的“迤”字的发音提出商榷，认为不应唱“移”音，而应唱“拖”音。梅先生虽说此时已是众人仰慕的大家，中国戏曲界的泰斗，而且在舞台上将“迤”字唱“移”音，也有了相当长的时期，但对观众提出的这一问题，不固执己见，虚心接受，认真反思，为求得一个正确的答案，他与音韵专家一起细细反复考证，对这个字本身，以及地域和语言的演变，旁征博引，反复推敲，最终斟酌的结果确定这个字读“移”音。虽然有了定论，但是梅先生说，“关于迤字改唱移音的理由，俞五爷（俞振飞）信里已经讲得比较具体。可是海内不少音韵专家，能够再提些宝贵的意见，使这种阐幽发微的工作，做得更深入而明朗，这是我更为希望的。”

又如在第一集第十章“宇宙锋”篇中，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敢满足过我自己的演技。就拿这出‘宇宙锋’来说，我琢磨了有几十年，大家仿佛也认为这在我的戏里是比较成熟的一出，但是唱到今天，我还是不断地发现到我的缺点。”

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叙述中，梅兰芳对艺术、对人生、对生活、对史实、对人情世故的解读，贴近心灵，贴近生活，贴近事理，给人以启迪，让人以思索，励人以奋进。翻阅全书，我能随处感受到，他继承传统、勇于创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和谦虚谨慎、平易近人、重情重义、忠诚爱国的人格魅力。正是这种执着的精神和可贵的品格，造就了中国一个时代的戏剧艺术大师。他所创作的众多优美而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积累的大量的优秀剧目，形成了独特的梅派艺术风格，给人以美的享受，为中国戏曲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戏曲理论遗产。

读完这本书，虽然时间上有些仓促，但掩卷深思，收获不少。在给老庚阿蒙哥还书之前，我再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欣赏了书中的照片和插图，回望过去的舞台，前尘如梦，已经泛黄的画卷和定格的文字，如兰芳滋蔓，散发着独特的幽香，耳畔似有京腔京韵袅袅萦绕，感觉是那么美好而又揪心。

（湖南省湘西州商务局 张正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