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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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记载，范仲淹“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

历史上第一个义庄——范氏义庄，是范仲淹在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第三次被贬后，在家乡吴县创办的。他把义庄的地租等收益全部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并主持订立义庄章程，规范义庄的宗旨和管理。范仲淹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范纯仁、范纯礼继承父亲遗志，续增规条，使义庄得以长久地维持下去，并且日益壮大。直至清末，范氏义庄仍有5300多亩田地，救济平民百姓无数。

读罢范氏义庄的故事，使我联想到当今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工作和新农村建设工作。壮大村民集体经济，实现农村土地流转，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社，以及土地入股分红等各项政策的实施，不正是古代“范氏义庄”的光大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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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重读鲁迅先生《随感录四十一》，倍感亲切——“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亮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鲁迅先生的这番话，不仅对当代青年人有所启迪，同样适用于中青年和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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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本名李尧棠，其笔名“巴金”的得来，与他认为最值得纪念的两个人有关。

《灭亡》是李尧棠写的第一部小说。按照惯例，文学作品总是要署名，他打算用笔名。为了纪念客死异乡的同学巴思波，他就用“巴”作为笔名的首字。笔名最少也得两个字，得再加一字。颇费心思之际，好友詹剑峰走进来，他见尧棠若有所思的样子，便询问原因。尧棠如实相告。詹剑峰见桌子上摊着尧棠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就建议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尧棠爽快地答应，好，就叫“巴金”。

1929年1月10日，署名“巴金”的小说《灭亡》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10月，《灭亡》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灭亡》的发表与传播，使“巴金”开始走进读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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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原总理西蒙·佩雷斯上小学时，每天放学回家，他的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的事。

有这样优秀的母亲，何愁培养不出伟大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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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濯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作家协会的首任主席。这位早年奔赴延安，在晋察冀边区出生入死的文学湘军领军人物，不仅创作了《水滴石穿》、《我的两家房东》等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关心培养了一批文学湘军的后起之秀。因此也获得大批新锐中、青年作家的尊敬和拥戴。

上世纪70年代末，正值新时期文学破冰的敏感时期，青年作家韩少功的短篇小说《月兰》在《人民文学》发表，因为是一篇表现乡村生活的悲剧故事，被前苏联等媒体转载，引起了舆论界的激烈争议。此时，康濯似乎比《月兰》的作者韩少功还着急。他在好几个会议上为《月兰》辩护，又私下约韩少功商议对策，还主动给韩少功续写了上千字，给《月兰》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以免韩少功横遭可能的政治批判。有这样悉心呵护文学青年的好主席，湖南文学的百花园何愁不繁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