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武定

如今拜年，仿佛就是一种形式而已，坐在家里打个电话，发条短信，发个红包，算是拜年了，总让人感觉少了点什么。

而小时候，在老家，拜年是件很开心的事。

老家是一个背面靠山的寨子，前面是一些高低起伏不大的良田。寨子里居住着三四十户人家，多是同姓人，通俗点说，都是同一个“老太公”发下来的子孙。

年三十晚上守岁时，父亲总会不断地叮嘱我们：大年初一拜年，要有规矩，一定要说好听的话，千万不能讲粗话、痞话。见到爷爷奶奶辈的，要给老人家拜年，祝老人家身体健康，活到一百二十岁！看到叔叔、伯伯，婶娘、伯娘，要问候新年好，祝家庭幸福，万事如意，日子越过越红火！碰到哥哥、嫂嫂，姐姐、姐夫，要祝生活愉快，爱情甜蜜，恭喜发财！父亲的话，让我们对拜年有了一份神圣的感觉。

大年初一，父母早早地就叫上我们，提着肉、烟酒、糍粑等，去给自家帕普（爷爷）婆婆（奶奶）拜年。父母先是毕恭毕敬地给帕普和婆婆磕头，接着真心实意地对帕普和婆婆说：“爹、娘，儿子、媳妇给两位老人家拜年，祝二老身体健康，活到一百二十岁！”然后就叫我们拜年，要跪下磕头，说祝福话语。帕普和婆婆笑得合不拢嘴，给父母和我们烧糍粑、泡糯米糖馓吃；吃好喝好后，婆婆从里屋的枕头底下拿出几个红包送给我们——虽然我们都知道，红包里不会有很多的钱，要么就是五角，要么就是一元，但我们依然会迫不及待地打开，开开心心地给帕普、婆婆道谢，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红包里的钱。正想欢呼时，父亲就会投来一个早已熟悉的眼神，我们便会马上乖乖地、很默契地把钱递给父母。父母总会满意地笑呵呵地说：“我给你们存着，以后上学了好当学费。”

给帕普和婆婆拜完年，接着就是去伯父、伯娘家拜年。我们会像父母给帕普和婆婆拜年那样毕恭毕敬地给伯伯、伯娘磕头，接着真心实意地对伯伯、伯娘说些吉祥话。伯父、伯娘就像知道我们一定会来一样，八仙桌上早就摆好几个瓷碟子，碟子里装满瓜子、花生、蒸鱼、炖鸡肉、炒猪肝、炒腊肉等，只等大家入座。伯父、伯娘在每个人面前也早就摆了一个瓷碗，然后倒进热腾腾的糯米甜酒。此时，父亲便说：“小孩子，就不要喝酒了。”伯父总是说：“大年初一的，就别那么多讲究了，这糯米甜酒又不醉人的。”伯父发了话，父亲也就没多说什么了，我们权当默许，也就学着父母、伯伯、伯娘的样子，喝一口糯米甜酒夹一筷子菜，认认真真地吃起来、喝起来了。可毕竟糯米甜酒还是有一点度数的，一杯喝下之后，我们的脸都渐渐红了起来，酒劲也开始上头，脑袋便有些晕乎乎起来了。一不小心，我的酒碗“啪”的一声掉到地上，摔了个粉碎。父亲顿时脸色大变，但又碍于是新年，最终还是没有出声。伯娘赶紧说：“好事，好事，碎碎（岁岁）平安！”

临走，伯父、伯娘便会拿一碟瓜子或花生往我们衣袋里倒，我们连忙说不要。伯娘便说：“大年初一的，哪能空着手回去？”其实我们心里想的还是那些红包，哪怕红包里只有一角、五角或一元。

从伯父家出来，就又到叔叔、婶婶家拜年，程序与伯伯、伯娘家大致一样。待从叔叔、婶婶家出来时，已近上午十点多。这时，父母也就回家了，任由我们到寨子里各家各户拜年。此刻，寨子里拜年也已进入高潮。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串东家入西家，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一句句“新年好”“恭喜发财”的问候和祝福声，满寨子里飘飞，热闹、喜庆、温馨的场景，将年味推到极致，浓得像帕普喝的那坛老酒，浓得像婆婆吃的那罐蜂蜜。

临近中午，我们每个人身上所有的口袋都塞满瓜子、花生、红薯干、糖果等，品种应有尽有。当然，我们也能得到一些红包，红包里的钱，少则一角，多则一元。回到家后，我们都会乖乖地将红包悉数交给父母，代为存着。

那时候，我们都把拜年当成一件大事，从初一开始，一直拜到初三、初四，亲戚多的，初九、初十还在拜年，哪怕到了正月十五，还能听到有人说“给你拜个晚年”。因为，俗话说：“没过正月十五都算年。”

虽然时节如流，岁月不居，生活一天天幸福，可那些美好而温馨的拜年场景，总是在我脑海挥之不去，令我时常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