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健

鲁迅平生喜欢栽种树木花草，不必名贵，养眼怡情便好。鲁迅晚年居住在上海大陆新村公寓，门前有一小块空地，他在里面种植了一些花木，其中有一株桃树，春暖花开，在寸土寸金的十里洋场，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也算是难得的风景。

鲁迅写文章常以触手可及的事物为素材，在平常现象中蕴含深意，例如，他曾多次借桃花来说事论理。

1918年，鲁迅写了一首白话诗《桃花》，发表于当年《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上：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这首诗在略带诙谐的叙事中，揭示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积习：不敢直面现实，不敢直抒己见，不敢暴露真相。评人论事尽说好话，或者只能支支吾吾、含糊其辞，说些四平八稳的空话。若要说出一句真话，哪怕你以为没有针对谁、得罪谁，别人却会觉得名誉受到伤害，地位受到挑战，利益受到侵犯，就会像桃花那样“气红了面孔”。鲁迅以桃花作比喻，矛头直指那种惯于“瞒和骗”、把思想关进牢笼里的旧传统。当时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陈独秀认为鲁迅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首诗也深得陈的赞赏。

五四时期，鲁迅对新思潮经常有独到的见解和精妙的论述。1919年初，他针对那些沉湎于国粹，认为“从来如此便是宝贝”的顽固思想，在其“随感录”之一中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这种以美喻丑的反转手法，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讽刺效果。

1926年11月7日，鲁迅在厦门写信给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信中谈及文艺界对作品风格的论争，比如有人认为嬉笑怒骂的文字是为了迎合读者而败坏社会风气。对于这种狭隘的门派之见，鲁迅指出，文艺界应当倡导多样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决不能一花独放。“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鲁迅的这番话，以假设启发思考，在委婉的论述中表达了鲜明的态度。

1935年4月，鲁迅致信日本友人山本初枝时说到上海龙华的桃花。龙华桃花是有名的风景，但鲁迅却不愿到此一游。他说：“龙华的桃花虽已开，但警备司令部占据了那里，大杀风景，游人似乎也少了。倘在上野盖了监狱，即使再热衷于赏花的人，怕也不敢问津了罢。”1936年4月，鲁迅在给一名中学生的回信中说得更明白，“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这里所指，是1931年2月，柔石等五位左翼作家被秘密枪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在鲁迅笔下，大自然的美被反动政府的丑恶罪行完全玷污，看桃花的名所与杀害进步青年的屠场形成强烈对照，从而表达了他内心鲜明的爱憎。

鲁迅屡借桃花说事理，手法多种多样，抓住桃花的显著特征，分别采用比拟、反证、对比和类比的手法，看似轻描淡写，却是深入浅出，实为说事论理的精妙范例。